fool.com |谁愚弄了谁

在愚乐中死去

2007-03-30T02:22:00.000+08:00

王朔老师有句话（大意如此）是这样的：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不成？现今有人是怕活着了，自动开除自己的中国籍――不，是地球籍。这名68岁的前高级教师杨勤冀，退休后专业陪着他闻名的女儿杨丽娟同学一起追星，结果不堪重负，投水而亡。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觉得自己想是从火星来似的，地球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种存在？娱乐致死？再一看，我靠，原来是愚乐致死。

就在生命消失之后，看一看大众媒体的报道，大多都在说两个字：不孝。杨丽娟这样的人确实2B，也确实不孝。然而这样的不孝是谁造成的？儿不教，父母之过？！到这里不由的叹一句，上帝啊，难道这就是现世报？当然，这样说难免刻薄。特别是对一个逝者来说。然若，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站在事件的后面，杨勤冀竟然还是一名高级教师！人民教师，人民的高级教师啊！这样的称谓在这里让人忍不住觉得有些黑色幽默。而且这样的黑色幽默未免过于恶毒。可是，谁造就了这样的教师？谁造就了这样的杨丽娟？娱乐？！愚乐。

在一个从来不把学生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教育的国度，人并不能成为人。而杨勤冀这样的高级教师，不知道让自己的学生经受了多少的愚乐精神？试想下，对自己的女儿尤如此，况其学生乎？一个教书多年的教师，难道不知道治病救人之理？难道区区一见，就可以让自己的女儿醒来？

自一开始，杨丽娟就错了。她不该接受这个体制的教育。没有人告诉她，娱乐不是愚乐。因为愚乐到最后，只会搭上自己的父亲的命，同时担上不忠不孝的恶名。一名网友的评论让人悚然：下一个，该轮到她妈了吧。

在愚乐中死去。死者已矣，生者为何不回头？接下来的日子，安能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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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安替：捍卫事实和常识

2006-08-29T16:49:00.000+08:00

捍卫事实和常识：一个博客（并不）孤单的信息决斗做新闻对一个人的改变是很大的。2001年我迈入新闻界，2002年开始做记者，我学会的最重要的功夫是闭嘴，这也是我主张的新新闻主义的核心：记者本人不能加入判断，一切让多方位的事实来展现事件的本原。在成为新闻人之前，我可能算一个宣泄狂，有的时候在西祠能连着每天两千字。现在回头看看那些情绪之作，真奇怪，难道是我童年太孤独了所致？

　　新闻专业主义的训练对自己是有益处的。我在西祠是锐思评论的斑竹，在1999年创立论坛的时候，我还是宣泄阶段，每天和别人论战、写作；如今却不大愿意参与讨论。因为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来看，当下论坛90％以上的争论都是双方在事实和常识方面没有达到共识的结果。

　　国内出色的党史专家高华教授（《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作者）评价有些文革研究者如崔之元研究出了"鞍钢经验"和文革的"正面价值"，以及有人认为"反右、大跃进、文革的主流历史叙述是占据话语霸权的右翼知识分子杜撰出来的"时，说道："但我相信，过往历史的物质和精神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种视角和态度叙述它们，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高华教授说的是常识，可是问题是，无论是事实，还是常识，都没有在我们的基础教育甚至研究者中成为必要条件。

　　前面的博客我稍微涉及了一下中日矛盾的两个主题：钓鱼岛和历史教科书，就发现，我最好收手，否则就单向中国读者介绍事实和常识方面，就会耗尽我的所有业余时间。我的资料很丰富，钓鱼岛方面的资料可以查到人民日报、联合报、纽约时报所有的历史报道，大陆台湾日本三方相关的论文，历史地图资料，甚至也刚刚从日本Amazon买了日本国内关于钓鱼岛归属对立两派观点的书：井上清《钓鱼诸岛（尖阁列岛）の史的解明》和江户雄介《尖阁诸岛どぅすゐ日本》。可是好算歹算，我的时间还是有限，甚至无法我把已经看的这么多资料整理出来告诉大家。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是进入了"新闻人"状态，也就是放弃了任何价值的判断和预先的知识，完全当自己是一张白纸，所有的资料查到原文出处，无论是英文还是日文都不采用翻译稿。我觉得读者有理由信任我对资料的整理。中国大部分的论文和专著不可相信的就是，他们在资料引用上面不诚实，没有最基本的道德，完全是主题先行，编辑资料，为我所用。比如就我在论文库中查到的大陆学者写的关于钓鱼岛的文章，就没有人写道我发现的人民日报问题和地图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恰恰就是日本方面坚持的最主要的部分之一。相比之下，马英九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见解虽然也有漏洞，但他的学术至少是诚实的。钓鱼岛是骗不回来的。

　　至于历史教科书，那更让我泄气。君不见最新？？部的通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要以纪念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主，以敌后为主，多么奇怪的战争啊！正面战场、中华民国和最高统帅都消失了，这样的历史纪念还真不如扶桑版的历史教科书。扶桑玩弄的是历史观和数字、概念，我们玩弄的是基本事实和常识。还抗议什么？谁还相信你的鬼抗议？

　　一个新闻人要以努力还原事实真相为己任，我的博客也是这个想法，可是螳臂岂能挡车？在一个基本上所有的事实和常识都出了问题的国家，一个孤单的博客能改变了了什么？我一人之力购买和搜索的资料，如何能填满所有谎言造成的信任的空洞？

　　国家有图书馆。其实里面什么都有。但是必须是什么级别以上的研究者和干部才能看。这让我想起来了中央电视台内部的搞笑晚会和"大史记"系列。看到这些录像的朋友才知道原来央视内部对新闻管制的讽刺也是这么激烈。但是他们转脸面向大众的时候，都是一副新闻联播和央视论坛的脸。因为人人都有自由，但内部人更有自由。

　　我没有太多钱，但我这一两年，就已经买了近3万的台湾和大陆资料。我是在和巨大的欺骗做信息决斗。感谢互联网，感谢google，让这种决斗有了一些观战的朋友。我是彻底的外部人，我不会享受那种内部自由，因为那种自由是家奴的自由。

　　请大家和我一起为事实和常识而奋斗，所有的信息斗士都是我的终生朋友。

杜光：剖析“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2006-08-16T21:58:00.001+08:00

在质疑改革的声浪里，除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外，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命题，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改革的反对派往往先把改革加上"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复辟资本主义"等等罪名，然后施放"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法宝，把改革送上"反社会主义"的审判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改革的推动者促进者也对这个命题情有独钟，把它当作护法天尊。《人民日报》6月5日发表的《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就高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际上也是在宣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观念。
这就怪了。社会主义既是攻击改革之矛，又是掩护改革之盾。怎样诠释这个矛盾现象呢？

（一）

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一样，"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是一个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伪命题。邓小平在世时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清楚的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怎么会成为拯救中国的神物？
一百多年来，世界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除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非洲的民族社会主义，等等。能够救中国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所有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形态：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由雇佣劳动者转变为自由劳动者，从而得以全面地自由地发展他们的个性，具有成为企业主人、国家主人、社会主人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素质；国家成为服务于社会的公共机构，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社会有可能更有计划地进行生产；产品的利润--剩余价值，在扣除社会必要的开支以后，全部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三大差别、阶级和阶级斗争都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文化自由的社会，一个富庶而文明的社会。它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并肃清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上才得以确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使资本主义内部产生更适合于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因素；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日益文明，扫除封建专制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个变革和过渡的过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初现端倪，在中国则远未开始。在社会既不富庶、又不文明，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情况下，不经过长期持久的努力，不经过民主主义的充分发展，就谈不到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于美好社会的理念，可以把它看作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但决不是现阶段就能拯救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法宝。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说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指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五十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走的是"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道路"。被中国作为榜样效法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也是以"三垄断"为特征的。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历史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这个任务完成以前，远远谈不上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宗明义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是对新中国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明确肯定。但为时不久，1953年6月，毛泽东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对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和垄断。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里，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里，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把建设社会主义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在那次会议上选举的国家领导机构，排除了担任国家副主席、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要职的非党人士，全部改由共产党员担任，实现了共产党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全面垄断。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同时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这就明确地否定了民主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存在意义；同时也表明，建国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体现着共产党对文化思想的垄断和统制的不断强化。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更被称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和继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化，标志着"三垄断"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但是，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违抗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而苏联和我国的"三垄断"模式的社会主义，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它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便妄想消灭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更不要说成熟了），就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结果，不但不能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反却抑制了本应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专制极权的封建主义。因为，在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时候，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建立起来的，绝对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专制的社会形态。这个发展前景是不可避免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幼弱的商品市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政治架构的封闭性，王权至上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一切为前资本主义、即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形态的复辟，提供了物质的精神的条件。封建专制势力在革命后的复辟，曾经多次为中外历史所证实：十九世纪有法国的拿破仑和波拿巴，进入二十世纪后，国外有希特勒、斯大林，国内有袁世凯、蒋介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所出现的封建专制主义复辟，只不过是再一次地反映了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带来的发展不平衡性罢了，不足为怪。
可见，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它的特色就是在原有的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吸纳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这种"秦始皇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吗？不！它不但没有救中国，相反地，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那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日子里，社会停滞倒退，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死于非命，人们甚至被剥夺了逃荒要饭的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三垄断"的状况有所松动，建立了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垄断已经被突破，向国有企业垄断领域的进军也已开始。但是，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对国家权力和真理裁判权的垄断，坚持一党专政，压制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哪里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息？在近一两年关于反思改革的大讨论中，反对派和改革派争着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一个以"违反社会主义原则"、"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为借口来攻击改革，一个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为改革辩护。但是他们都宣称只有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多么可笑！它不但扭曲了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侮辱，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辛辣讽刺。

（二）

在当代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可以救中国。拯救中国，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现阶段，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只能是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早在1945年曾经正确地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扼杀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发展进程，使中国社会严重倒退--从民主主义社会倒退到前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极权社会，以致中国人民不能不再一次地面临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历史任务，并且不得不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推进民主主义革命。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是突破垄断的第一声金鸡破晓，带有明显的反专制反奴役的民主主义性质。接着推行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一步一步地撕破垄断的罗网：先是承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接着又"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进而宣布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文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标志着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领域的新发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开展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如何推进这些领域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它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专门论述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又一再提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并且强调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可惜的是，二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不但阻碍了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而且使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正常地深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和不良后果，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导致滥用政治权力的专制体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肃清政权机构的专制化极权化，已成为各阶层民众的强烈呼求。
作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在于政治民主化，推行党政分开，还权于政，还政于民，逐步改变一党专政、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格局。目前最为急需而又较为切实可行的，一是加强权力制衡，赋予审计、环保、统计等部门以更高的权威。二是把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管理、镇压，转变到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上来。三是切实保证司法独立，严格禁止党委对司法工作的干扰。四是强化监督机制，特别是尽快出台《新闻法》，扩大舆论监督的功能，疏通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渠道。五是从推行直接选举乡镇长开始，逐步做到县级行政首脑直选；从解除乡镇中共党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开始，由下而上地实现党政分开。六是清理十多年来的冤假错案，惩治渎职腐败、压迫人民的官吏，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和谐的合理的良好环境。
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也应当本着民主主义的精神逐步推开。近两三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喧声颇为热闹，有关的文件、会议接二连三。但是这些改革的舆论和动作，往往只着眼于经营体制的变化，却没有针对当前文化事业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因此，改革的推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文化事业与市场经济接轨，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体制的落后面貌，因而既不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也不能满足民主主义对文化的要求。文化体制的症结在哪里？在于文化管理上的专制主义，在于对文化思想的全面垄断。所以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清除专制体制上，废止舆论导向，开放报禁刊禁，实现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这是民主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社会体制改革的民主主义取向，主要是建立有利于培育公民社会的制度构件。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是削弱国家的专制性，使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有效途径。而要培育公民社会，最根本的办法，是实现宪法规定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迄今为止的许多部门法规和管理制度，不是为了贯彻和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而是限制甚至剥夺公民的这些权利。如：成立社会团体必须"挂靠"，经过批准；游行示威必须先申请，而申请必受刁难、拒绝；做礼拜必须进入"三自"教堂，家庭礼拜便是"非法集会"；等等。根据这些规定，社会团体不但难以生长，而且已有的社会团体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近几年来，行使宪法保证的自由权利的公民，往往会被加上这种那种罪名而受到干预甚至镇压；为捍卫公民权利而仗义执言的维权人士屡遭迫害，有的还因此而身陷囹圄。因此，要推进民主主义的社会体制改革，就必须革除这些为专制主义服务、限制或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法规和政策；提倡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取消党的组织对社会团体和社区自治机构进行领导的体制；从下而上地建立农会，使之有组织有领导地维护农民的权利；现有的工、青、妇、文等群众团体，应当逐步摆脱作为党政机关助手的附庸地位，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真正担负起维护公民权利的责任；在小学、中学、大学里开设公民课，从小培育公民意识；等等。完善的社会团体和健全的公民意识，是制衡国家机器、监督权力运行的强大力量，是公民社会的有力支柱，也是民主主义的重要元素。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同专制极权的上层建筑、即落后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矛盾。现有的专制体制，已经成为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举一个人所共知的事例：这个上层建筑无视社会发展的需要，居然一年就挥霍浪费掉九千亿人民币，用在无助于国计民生的出国、用车和大吃大喝上。而这些钱如果用来发展教育、卫生，扶助中小企业，就可以大大促进社会发展，加快改变我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显然，我们的社会要进步，国家要繁荣，就必须解决这个矛盾--改革落后的上层建筑，以适应相对先进的经济基础的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不能像"左派"所主张的那样，恢复国家垄断经济的专制体制。这也就是说，要实现上层建筑的民主主义变革，使它与经济基础的民主改革相适应，而不能从改革倒退为经济基础的专制化垄断化。坚持"秦始皇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向专制主义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在我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实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民主主义改革。
我在不久前撰写的一些文章里曾多次指出，改革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是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对决。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张扬民主主义，使中国摆脱"三垄断"，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以保证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保证社会的文明和进步。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始终陷溺于"秦始皇加斯大林"的假社会主义的泥坑，以致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今天竟面临着进退失据、无所适从的窘况：抓不到老鼠，摸不着石头，只好乱抓乱摸。事实表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早就已经突破了斯大林主义--假社会主义，可是，在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上，却依然坚持着旧的传统。且不说它一直障碍着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改革的能量也已经发挥殆尽。只有抛弃假社会主义的面具，跳出这个框框，承认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高扬民主革命的旗帜，才能把改革安放在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轨道上。通过改革，通过民主主义的发展，逐步肃清"秦始皇加斯大林"的封建专制主义，实现多少年来的仁人志士们所向往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有理由讨论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离开民主主义而侈谈社会主义，不是无知，就是欺骗。
2006年6月初稿，7月22日改定。

Technorati : 中国

中国请听我说—— 一个爱国者的肺腑之言

2006-08-16T21:58:00.000+08:00

原文：http://blog.bcchinese.net/sltao/archive/2006/07/23/80610.aspx
中国请听我说一个爱国者的肺腑之言

一、我要说话

我觉得我有必要为中国写点东西了。
虽然我一向标榜远离政治，对所谓的世界大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失望。但最近的很多很多事情，还是让我觉得有某种东西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我厌恶评论，因为评论家大多只是坐而论道的好手，一旦起而行之，则捉襟见肘。
站着说话不腰疼，固然很惬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许会因为我说的这些而打了自己的嘴巴。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要闷死了，你把他叫醒固然很残忍，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叫醒，又怎么没有可能把房子打一个洞来透气呢？
我知道，也许我也不能把这座房子建的更好，但希望我说的话，能够给别人一些启示或者思索，这些启示或者思索中，也许就有建房子的高手呢。
我今天要说的是，到底谁在抛弃中国？
这个问题看起来太大，几乎无从说起。我还是从细微处说起吧。昨天在网易商业报道上看到一个贴子，内容是这样的。
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很好玩的一个贴子，却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让我们生出很多美丽的遐想，好像我们真的再这样埋头苦干很多年，就一定能赶英超美，过上欧美人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许赶英超美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遐想，也许中国貌似强大的经济外表之下已经暗流涌动，也许歌舞升平之下已经危机四伏。　　

二、为什么要提拉美？

在我们的主流视野里从来都没有拉美，在我们的概念里，拉美这个名词不比非洲高等多少。我们是不屑于提拉美的，那里滋生着一切资本主义的毒瘤，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独裁，经济畸形发展，拉美人在独立以后，瞎折腾了200多年，还是处于第三世界。我们怎么能把自己和拉美比？
拉美人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大概是在去年，我们在谈论中国汽车业的未来走势时，第一次提到这个词，后拉美化。有人对当时世界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瓜分市场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说中国汽车如果不能走自己独立发展的品牌之路，而企图以市场换技术，最后只能如同拉美的汽车市场一样，沦为世界汽车巨头的加工厂，在食物链底层，抢食一点点残羹冷炙。永远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更重要的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换来的投资必将不会长久，因为一旦出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市场，跨国巨头马上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到那个时候，中国汽车业就会被抽空，拉美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而我今天要说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汽车业，而是中国的整个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是发达的欧美，还是混乱的拉美？
郎咸平在华工演讲的时候，对大学生们说，"30年以后写信给你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写，你在别国当保姆的日子还好吗？""如果信托制度一直缺乏，那么改革将会把我们带到菲律宾而不是美国。"台下的大学生莫名惊诧。
其实我觉得倒真没有什么可惊诧的。这个道理连我都能想明白，我们中国的那些精英阶层，喝过洋墨水，读过哈佛剑桥的，谁能不心知肚明呢？但是愿意把它讲出来，讲给我们懵懵懂懂的大众和青年学生的，估计只有郎咸平一个人了。
有些东西是得多用脚趾头想想。上帝给我们一个脑袋，不是为了让我们整天琢磨同事有没有比我多发多少工资或者邻居的老公为什么比我能挣钱的。记得在中学学世界近代史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拉美国家独立的时间和美国差不多，到最后发展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历史书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一直觉得那是狗屁，如果一对小兄弟一起长大，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从今天开始，你归我管了，你挣的钱归我，做弟弟的能愿意？据说拉美国家独立以后，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后院。不过这是结果，可不是原因了。之所以美国能把他们当后院，还不是因为几十年之后，当哥哥的已经比弟弟强大了好多，敢于对弟弟说，你挣的钱要是不给我，看我不揍你。
当然，我当时是想不明白的。我面对这样的答案，也不过就是在心里说句狗屁，除此之外，是断然提不出反对意见的。但现在，我敢说，也许真实的答案已经被我们发现，并且他正在困扰着我们的中国。
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一个简单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
第一种情况：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四、亨利．福特的启示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养得膘满肠肥？12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五、中国的问题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纺锤形的社会结构。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在走向一个反面，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今早上看到一篇文章，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十大差距，具体的不说，因为小国毕竟比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好管理得多。但是，让我深思良久的还是新加坡的体制中所投出来的平等思想，那种对普罗大众的关怀。而我们，这种声音除了矫揉造作的官员作秀以外，我们看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东西？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当所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段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我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
有些人还跳出来粉饰太平，说什么奢侈中国。哪个大国的经济能靠几个奢侈品品牌带动起来，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你要是中国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品牌的话，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横遭劫掠，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2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企，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在当初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
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精英阶层到哪儿去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精英阶层有两个去向，一个被收买了，一个被扼杀了。
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于是我们的官僚、资本、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圈，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　　
这是被收买的，还有被扼杀的，就是青年。
想起鲁迅先生所说，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但是，又是教育，教育，中国教育，被这些精英把持的中国教育，一方面掏光你的钱袋，另一方面让你接受填鸭式的知识，除了会背几个单词之外，几乎剥夺你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好啊，这招真好，真是斩草除根了。郎咸平对大学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法制，也没有良心。""我们这一代是要早点被淘汰的，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才是未来。"唉，也许郎先生真的不太了解中国的内地，他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孱弱肩膀，也许根本就担不起这个担子。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该怎么办？保护你自己。这是每个人首先想到的答案，要么离开它，要么让自己变强大，因为别指望政府保护你。记得五年前我就说，中国在进入一个急剧分化的时代，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它分化完之前拼尽全力挤入上层而已。现在我依然说这话：变强大，只有变得强大，你才能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你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所听到。

李骁：

立的是宏大的命题，发的是具体的牢骚，用的是初级的经济学知识，很多观点太过偏颇，并且有些虎头蛇尾的感觉。

无需讳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所处的阶段，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都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漏洞，数年前就有人著文：改革是否会成功？

套用我们在管理中常用的一句话：方向永远比努力重要，我们首先要问：中国20多年前进行的那场改革是正确的吗？我本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起码用改革初期的衡量标准来讲，相比以前而言国富民强了，这就是肯定的标准。随着改革深入，我们对改革评价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改革初期亟需解决的温饱问题，而目前则不是。

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目前还有8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些人大多分布在偏远的落后的山区，目前大多只能靠政府的救济（我个人怀疑这种救济的落实程度）勉强度日。就连富庶的浙江省至今有三个国家级贫困县。

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一个极端的社会现象，一边是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一边是穷尽奢侈的顶层富豪，而愿意拿出自己微小的财富用来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人却寥寥无几，我们通常所说的贫富差距其实并不是指赤贫阶层和富豪阶层，而这些连饭都吃不饱的人，他们更可悲，我同情的指向是这些人。因为当一个人得到了生命却连最基本的温饱也没有的时候，从文明的角度讲，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政府重视贫富差距考虑了稳定的因素，这其中有自私自利的一面，我认为下大力气解决不能温饱的人口，则更应该重视。

改革的第一阶段为何受到广泛的认同，那是因为它触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保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让广大的农民工人生活有了提高，而目前改革的阶段需要满足和解决的问题日益多样化尖锐化，很多问题到了不动根本无法解决，动了根本可能就乱的地步。

纵观目前中国改革所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腐败、贫富差距、失业、物价。但相对应的该怎么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牢骚。

物价问题：需要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

失业问题：需要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

贫富差距问题：需要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

腐败问题问题：需要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对于文中所说：房改、教改、医改的问题，在痛心和谴责制度制定者弱智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制度建设中的偏差和错误的根源，仍然是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解决的。要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还包括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民主人权问题，而这点又是谁都知道在中国目前恰是最困难的。

就比如说中国的富翁不喜欢做善事，很多人保括该文对富人的厌恶，但这却不单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观点就能够说清楚的，首先中国的富翁相当一部分没有很好的文化素质（而中国民众的组成结构和现状也是如此），即使有文化修养又没有人文修养（而这也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即便是大学生中也是如此），再就是没有相应的制度配合，美国有6万多家慈善机构，而中国目前也不过6、7千家，美国做慈善和公益不但可获得名誉和尊敬，还可以获得税收豁免，美国有高额的遗产税，很多人做慈善不过是把该交的税转用来而已。

我毫不怀疑并且很敬佩写这篇文章的人的爱国热情，就拿爱国主义来讲，中国也未必就不缺乏。中国愤青的绝对数量很多，这是一种力量，但光是愤是不够的，还需要水平，对于民主人权腐败一类问题，只要不违法，怎么愤都是不过分的，但对于一些需要一定的专业判断力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多一份理智和知识。

附一段我在一个残疾乞丐的收入调研报告里写的一段文字：

1、乞丐也是人，他们也属于社会的一分子，他们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解决好他们的问题同样重要。长期以来，政府和职能部门只采取赶、抓、藏低效的僵化的方式，企图掩盖这个问题存在的事实，要不就是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国务院公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6月1日起施行。给从社会财富分配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和规范。

一般讲社会财富分配可由三个环节组成，一是个人劳动所得和继承遗产所得；二是政府税收及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富再分配；三是慈善及非盈利机构的援助。其中，第三个环节在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缓冲因贫富不均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在考虑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时，对于乞丐也要区别考虑，对于四肢健全，身体健康的乞丐，政府要做的是创造条件，使他们在第一次财富分配中，拥有机会。

而对于那些残疾的，甚至没有家人的残疾乞丐们，他们是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他们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

市场分配的原理告诉我们，初次分配中获得利益较少的群体，在再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中应得到适当补偿，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但在社会实践中对于很多弱势群体而言不但是不利，实际上就是无利。这就要靠慈善及非赢利机构组成的第三次分配机制来帮助他们。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监督实施。虽然监督实施的责任主要应由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来承担，但是，工会、青年团、妇联、各类民间NGO以及大众传媒等也应有所作为，而不应袖手旁观。

2、以上谈的都是从政策，政府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次调研，最直接的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一名乞丐的收入状况还不错，往大了说是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促成的，往小处讲，是施舍者的爱心和同情心的作用，调研可以看得出，就是我们毫不在意的一角一元硬币，给了乞丐这个弱势群体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这种美德，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说，这样的行为事实上也是为政府为社会分担的一种行为，是有价值的行为。

Technorati : 中国

煮了一锅和谐社会

2006-08-16T21:57:00.000+08:00

煮了一锅和谐社会
2006-1-29 星期日

作者：五岳散人

大年三十的时候，老婆想出一个比较偷懒的方式过这个春节。其他安排就不说了，只说说这个大年夜怎么过。
一般来说，春节是个良好的串亲戚的时候，各种神头怪脸的亲戚都象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处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最倒霉，上面有一堆各类叔叔大爷、阿姨姑姑，下面有一群各种侄子侄女之类的小家伙。看望上面的这些老家伙要带中老年专用奶粉，看见下面这些除了睡觉时间外，什么时候看都觉得讨厌的小家伙要带崭新的人民币--100以下是拿不出手的，所以我很感激目前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到今天还没出1000块一张的票子。
为了躲开这些即使看见他们的讣告都联想不起是自己亲戚的人，我们决定告诉大家，大年初一就出去旅游。其实就是找个借口而已。但这话也不能跟父母以及岳父母讲，否则他们也会不高兴。可是陪两家老人吃顿团圆饭总是应该尽的义务，而我们又说自己要在大年初一就离家出走，如何让他们都不太生气，就是个近于艺术的工作了。
于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就比谁都忙了。先去我父母家吃饭，吃他们精心准备的十二道菜的大餐，菜的数目正好是吃的人数的三倍。席间才知道，我妹妹他们两口子已经到了丹东。他们比我们跑的快。
吃完这顿，陪父母闲扯了一会儿，出发去岳父母家包饺子。小舅子去年新添了一位公子，崭新的人民币自然是少不了的，而给岳父母的东西中，中老年奶粉换成了无糖食品。
岳父母家里有两台电视，居然全是在放那个春节晚会。记得去年我写过一篇应景文章，叫做《穿的越少就证明越进步》，狠狠夸了一下春节晚会上的着装，认为那些比较短的裙子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本来指望今年晚会能穿的更短点，但看来是愿望落空。联想到刚刚死了的某周刊，这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情。
包饺子的时候看春节晚会基本就属于一种对于神经的摧残。这不是说春节晚会一点好节目没有，而是在有糟糕的要死的节目出现的时候，不太方便换台。老丈母娘眼睛发直的看任何一段可以载入《蠢事大全》的节目，也让你不好意思换台。顺便说一句，丈母娘是个好人，就是跟我们这样的人没什么共同语言而已。联想到她多年的插队以及样板戏观众的经历，这也不好苛求。
春节晚会在包饺子中进行，为了躲开这种折磨，只有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饺子上。结果发现今天的饺子馅有问题，全都是散开的，只能搓堆往饺子皮上码。一问才知道，因为小舅子目前在减肥，所以这馅是全素的。看见全素的馅就生气，只好不想饺子的问题而去看春晚。正好赶上那个伪民俗的《剪纸姑娘》，当时就起一身鸡皮疙瘩。伪民俗也没什么，但你不能把做剪纸的姑娘给弄成穿着对襟紧身小袄的小狐狸精吧？那媚眼甩的，估计下面观礼的老领导都成三角架了。
接着回去关注手里的饺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素馅的饺子难包还不说，对于里面掺上油炸的小面块提味的做法也不以为然。没肉吃就用这个，这不是糊弄老百姓嘛。郁闷完了又看电视，发现这时演的好象是一个怕媳妇的故事。让这种故事上春晚，我一直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是表现我们这里的优良传统？是争取国际女权组织对中国的青睐？是鼓励中国女排再次称霸世界？反正是没整明白。
饺子包完下锅，正好12点差几分。下楼去把买的鞭炮放完回来，正好赶上饺子上桌。不知道是心不在焉的缘故，还是这饺子皮或者馅有毛病，反正囫囵个的饺子不多。这么说吧，基本把新年饺子变成了一锅片儿汤。映着窗外太平盛世的烟火，我说了一句：片儿汤也不坏，咱这也算煮了一锅和谐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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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的新生——鲁迅先生，你死得太早了/大学生产血量的解决方式

2006-08-16T21:56:00.000+08:00

雷峰塔的新生--鲁迅先生，你死得太早了
2004-1-8 星期四

在我的印象中，雷峰塔早就倒掉了，有鲁迅先生《论雷峰塔的倒掉》为证。所以，这次去杭州，本来是希望在斜阳影里，凭吊白娘子兼满足一下对法海的幸灾乐祸之情。
在车上，司机大哥指着不远处金光灿烂处道：那就是雷峰塔。这可着实吓了我一跳，那个在夕阳下异彩流光的东西，居然是我以为已经倒掉的雷峰塔？
下车买票进入，首先看到的居然是长度不小于100米的自动滚梯，该滚梯直通塔的基座。然后，有电梯直通塔顶。如果不是老婆使劲踩了我一脚，我就以为自己是站在五星级酒店的大堂了。震惊之余，我甚至忘了到底这塔有几层，只记得最高层满壁是佛陀转生故事。
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此塔之绝妙所在，与这个相比，什么高大的滚梯、宽敞如酒店的大堂，全都是不值一提的花活。在玻璃围栏的中央，赫然用明亮但温馨的灯光照耀着一个大土堆，旁边的解说有云：此就是老雷峰塔的遗迹。现在的雷峰塔，就是在这个遗迹上重新修建的。
鲁迅先生，你真是死的太早。你好象在雷峰塔倒掉的时候颇为庆幸，似乎这个塔倒掉后，白娘子就从塔里出来了。殊不知后世的法海，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穷苦的高僧了，他现在修的塔足足可以困住100个白娘子，甚至可以给她们每人分配一个三室两厅。
说故事而不说故事的寓意，肯定有种便秘的感觉；说了寓意，肯定有朋友不高兴：你那点寓意谁不明白呀。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我也就只好让朋友不高兴了。
在这个塔里，我明白的道理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有长达5000年的文明，这个文明是有长久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使后人修建关押白娘子的监狱时，一定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建。并且保留原来的基础，作为修建新塔合理性的象征。不论原来的基础现在是否老朽不堪，我们也应该用温馨的聚光灯照耀它，使那个破砖烂瓦的黄土堆显现出金子一般的颜色。其实，谁都明白，把新塔修成五星级酒店不会有人来看，其核心价值就是那个土堆。于是，在收取高昂门票的时候，自然就理直气壮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隐约悟出的道理，是关于法海内心独白的东西。法海现在虽然还是那个维护人类血统纯洁的卫道士，但他与时俱进的了解到，单纯囚禁白娘子不会再被称为英雄。于是，他虽然壮志未改，但不得不给白娘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座新塔就是他努力的证明：看，我虽然不让你与许仙团聚，可是我改善了你的生活环境，我还是尽力了，现在你处于多好的状态呀。于是，白娘子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蛇虽然还是蛇，不免有了些猪的样子。
鲁迅先生，你死早了吧，法海的这招没有见识到，多可惜呀。

大学生产血量的解决方式
2006-1-27 星期五

报载，现在大学生求职除了要考虑能力外，产血量也非正式的纳入了考核的标准。不为别的，就是用人的单位以前是决定录用了再进行体检，现在是在求职的同时就要求体检。而用人单位对于学生自己去医院体检又不是那么信任，所以每次求职就要被用人单位弄到自己信任的医院去检查检查。也就是说，如果该学生要是能力出众而被很多家看上，他就要被很多次的弄进医院。
众所周知，体检总要抽血化验的，产血量要是不高的话，工作未必能找到，血就被抽的差不多了。原来总是说资本家是吸血鬼，现在这个词有了现实中的真正对应物。而这种荒唐事所直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能力不是那么出众的学生很可能先找到工作。因为能力出众的基本都倒在了多次体检验血的路上。而且满胳膊针眼也实在不雅，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现在大学生在普遍的吸毒。
正经分析这事，就会得出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结论：我们社会目前信誉状态堪忧。用人单位不信任医院，也不信任学生，而这种信誉状态导致了大学生的处境几乎象个卖血为生的人士。但这个推理推到后来，就会发现大家谁都不信谁，但人还是要招到单位来。这种氛围下工作的人，恐怕将来还会把这种不信任传播下去。
但这可不是个解决问题的态度。随口批评社会的信用状况几乎是最容易的事，但这种批评对于把大学生抽成人干儿的体检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医院或者学生的信用问题，而是怎么设立一个信用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个道德批判，而是一个技术工作。
记得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证了政府信用现在基本都被用来给商品担保了，比如"内衣十大著名品牌"什么的，而政府信用与这些商品挂钩，实在是即不智、也不值的事情。但学生是这个社会的公民，而且大学生是将来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府信用要是给他们的健康进行一下担保，总是要比给商品做担保要强。
所以，每个城市应该由政府指定数个体检的机构，由政府信用与政府监管进行一次为体检的担保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体检结果规定一个有效期，只要在这个期限之内，用人单位就以此体检结果为标准。要是用人单位发现这种体检有水分，也可以告相应的机构，并进行索赔。
其实事情就这么简单，社会信用的最终承受者除了社会外，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政府，所以政府应该在社会信用上进行担保，并且利用合适的规定引导这种信用体系的建立，也就是由政府担保，从而形成一种信用机制。这种机制不由政府这种握有最终裁量权的机构建立与承担，民间是无法自发形成的。
行文至此，想起了当年无偿献血的经历。献血当然也是要体检的，当年给我抽血化验的是个小护士，技术不那么过关。针头进去以后没有找对血管的位置，这丫头直接就用针头在我肉里找血管，向左一下、向右一下的找，嘴里还念念有词的说：胖人的血管真是不好找。当时年轻，汗都下来了，楞是没吭一声。但那次无偿献血我最终没去。现在想想看，其实碰上这么个护士还是幸运，毕竟就是那么一回而已。但考虑到现在学生胳膊上将要承受的针头的次数，还真是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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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痿与感觉幸福能力的丧失

2006-08-16T21:54:00.000+08:00

阳痿与感觉幸福能力的丧失
2004-1-8 星期四
记得看过一个故事，有两个警察被警察局分配去审验音像制品，其实就是审验色情音像制品。开始，两位都还挺高兴的。男人嘛，只要不是生理有问题，对这东西还是有好奇心的。同事们也表示祝贺，毕竟不用在外面辛苦值勤了。过段时间，两位就没那么高兴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小弟弟不太好使了。再过段日子，干脆完全罢工。
这故事在生理学上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留给弗洛依德的传人去解决。我倒是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某种毛病的原因，这毛病就是对目前的幸福生活缺乏那种领导希望看到的感受。或者说，我感觉幸福的机能阳痿了。
我这个毛病最大的病因就是生活环境。作为社会人，不能不看报纸、电视吧。打开报纸、电视，形式一片大好，农民幸福的治富、工人幸福的上岗，学生们意气风发的上学、老板们精神抖擞搂着情人，我们的领导经常"指出"前进的方向，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幸福的我真是一塌糊涂。
每天24小时感受这么多的幸福，我承受幸福的机能可是承受不了了。终于有一天，这个机能不再发挥作用，这就与那两位不幸的警察有了相同之处。不同的是，这二位每天工作时间是固定的，下了班把DVD一关，呻吟叫床的声音也就消失了。我可没这么幸运，只要你还看报纸、电视，这种呻吟叫床的声音就总在响着。那两个警察还可以偷工减料，或者干脆在隔音的审片室睡觉，但只要你在某一时间打开电视，满屏幕都是让你幸福的事。最糟糕的是这时间基本是吃饭的点儿，不看都不成。
不过，这人不能昧着良心说话，领导上也知道这么灌输不好，所以也开始弄个《焦点访谈》什么的。同样，制作A片的公司也知道人和牲口不一样，基本还是要有些情节的。于是，现今的A片可不是上来就真枪实蛋交手，而是要交代一下床上两位上床之前干的调情勾当。同理，在表现幸福方面，也要增加一些对比度，以增强观众对幸福的感知，并从心里觉得庆幸：原来我是如此幸福。
我不知道这种增强幸福感觉的方式是否有效，反正有情节的A片比较受欢迎是事实。其实A片就是A片，就是有情节，那情节也是为最终目的服务，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见到过相类似的场景。给我们幸福感觉的宣传也同样，不论怎样都是为了给我们精神上打手枪提供幻想的空间。
一位从A片女主角起家的色情影业公司老总被问到与丈夫的性生活时，是这么回答的：每天拍片都累死了，回家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那种传统的姿势。瞧，说实话了吧。

Technorati : 杂文

黄药师、宠物猫与御用文人

2006-08-16T21:51:00.000+08:00

黄药师、宠物猫与御用文人
2004-1-8 星期四

生平爱好除酒、色外，还有两个。一个是金庸小说，一个是养猫。除了酒、色可以毫不惭愧的宣之于口，其他两项多少被周围朋友所不齿。盖因喜欢金庸小说的人太多，而猫又被养得过于肥胖，从体形上说，比较象我。
金庸小说看多了，自然有喜欢的人物。男人自然是令狐冲、杨过这样与众不同之士，女人最喜欢"小东邪"郭襄。提到郭襄，自然不能不想到她外公黄药师。如果归类，这也应该在令狐冲、杨过同路人的行列，但事实中始终对其无太好的印象。由于我比较鲁钝，近日与爱猫打架的时候，才多少悟出其中道理。
原来，对黄药师的不满，只因为一个场景。就是在烟雨楼与"全真六子"加郭靖决战之前，欧阳锋曾送给黄药师一个见面礼：某个讲"忠孝节义"的倒霉教书先生的头。在这里，我不探讨武侠小说杀人是否合理的问题，只说号称把"礼教"视为无物的黄老邪的做法：他恭敬的挖坑埋葬该首级，并叩头后称：忠孝乃大节所在，不是礼教。
对宋史不太熟悉，不知道黄先生所谓的"忠孝"，是否就是被后人高度提炼的"三纲五常"。不论是不是，就算我"国学"功底不足，为了写文章拿人家黄药师说事吧。
就我看来，不论金庸如何塑造黄药师特立独行，如果对"忠孝"这么顶礼膜拜，此人也不过是一个失意的士人而已。一般失意的士人还有两种方式让自己比较得意，其一是从此高蹈远引，摆出一副反叛者的嘴脸；其二也是高蹈远引至京城附近，但不摆出反叛者的嘴脸，而是一种不谈功名利禄的姿态，表明清高。这种方式有成语云："终南捷径"。好象故事是这样的：某隐士出山后，指着终南山对一个道士说：此中有意趣。道士好象很不屑的讽刺了这位"隐士"一句。从此，留下了这句成语。
不论上述那种方式，最后的结果、或说最后的希望都是一个：皇帝下诏，恭请出山。我不能一竹竿把所有人都打了，但大多数士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正途出仕，此两种方式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
我是如何认清黄药师的真面目的呢？我上面说了，是在与爱猫打架时候认识到的。这个坏猫居然在我爱抚它的时候，用爪子狠狠的抓了我一下。我是好欺负的？于是开始追打它。别看猫胖，那与同样体态的我相比，还是灵活多了。结果当然是我放弃了这种徒劳无益的活动。这家伙居然对我生气了，决定不再理睬我。我这人器量大，主动与它和好，但它就是在床底下不出来。于是，我祭出杀手锏：猫罐头拌猫粮。果然，爱猫与我尽弃前嫌，而我在给猫制作美味料理的时候，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其实那个"忠孝"二字，就是猫粮，小猫从小就喂它吃这个，长大后就不吃别的了。猫罐头是增加猫粮吸引力的，与猫粮的味道相辅相成。只要你吃惯了猫粮，你就会接受猫罐头的滋味。猫罐头比较鲜，也增加了猫粮的诱惑力。
你想，从小吃猫粮，也就是从小读"忠孝"的人，如果加上猫罐头，或者叫功名利禄，他能不吃吗？这根本就是一脉相承的东西。不论猫摆出多坚决的架势，隐士摆出多高明的姿态，终究被诱惑到猫食盆的前面，跟主人和好如初了。
这种士人，我们现在还有个称呼，叫"御用文人"。我们这里的文人，在多年前，基本就是用"忠孝"喂养的，几千年中，不过出了几个"打野食"的，也都被主人喀嚓了。只有到现代，有些吃过外来食物的猫，才开始摆脱猫粮的诱惑，从此知道，这世界可以吃的东西多了去了，不光是猫粮，还有老鼠、麻雀、黄花鱼等等。可是，继续留在主人身边的猫，和那些本来就只是摆个离家出走POSE的猫们，还惦记着猫粮。不，应该是猫罐头。在喵喵几声后，终于修成正果，得到加倍的怜爱，双倍的猫罐头。
其实，这些留在家里的猫还是挺可怜的。即使多乖巧，主人为了以后省心，也把它们都给阉了。以后没得养怎么办？别着急，还有养猫厂呢。

Technorati : 政策文人

农村人过年的幸福感还是少一点好

2006-08-16T21:47:00.000+08:00

农村人过年的幸福感还是少一点好
2006-2-6 星期一

关于幸福指数是件比较不靠谱的事情，一般来说，幸福与否跟阁下的鞋子一样，只有你自己的脚才知道。记得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某调查机构曾得出一个幸福指数，称中国人有90%以上感到幸福，当时就被各种文章挤兑成笑柄。倒不是因为这结果有多荒唐，而是这种任何都知道的荒唐事居然有人敢于说出来。
但最近有一份关于幸福的调查，我个人认为结论比较靠谱，但后面自由发挥的论据属于标准的胡扯。不久前，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针对"人们过年的幸福感"做了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是城市人"过年幸福指数"远低于农村人。并感叹道："城市化，并非是要抛弃我们的传统和文化。倘若我们的下一代，只知道圣诞节，却不知道怎样过春节，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小言之，这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大言之，这也是一代人的文化责任。 "
之所以觉得这个调查的结果比较靠谱，是因为过年过到现在，在我们这里只剩了生理上的意义，而没有了其他方面的内涵。所谓生理上的意义，就是好吃好喝、鞭炮喧天的过上几天比上班还疲惫的日子。除了是个比较长的假期外，与其他时间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多是去看看各种平时想不起来的亲戚。
一旦过年这种行为变成了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城里人比农村人少了点过年的幸福感。很简单，不论是吃穿还是娱乐，城里人过年与不过年区别不是很大。而传统的春节是中国人难得的消费性节日，不论吃穿都有一个质的提高。当这个提高已经并不显著的时候，指望还象当年一样感觉到过年的气氛，则基本属于妄想。
但从这个现象还可以逆推一下。如果城里人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而感觉不到过年期间生活质量的提高。那么，比城里人更能感觉到过年的幸福感的农村人，其生活水平还处于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换句话说，在一个基本上只有生理意义的节日里，农村的兄弟姐妹们，是因为可以吃穿到平时不能经常享用的东西而感到了更多的"幸福"。这个结论不知道是否绝对准确，但基本符合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常识。
于是，这个调查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本来过年是一种文化行为，这个调查也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但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就否认了这种试图用大而无当的"文化"来叙事的文章，直接就把问题引入一个最基本的层面：这种幸福的丧失其实与文化或者圣诞节都没什么关系，它就跟生活水平有关。生活水平越高，过年所能感到的幸福感越少，而生活水平最低的人，这种特殊日子中所能感受到的"幸福"就越多。因为他们平时感受不到这种"幸福"。
把话题引到文化上，其实是件很无聊的事。现在总有人喜欢用这种说出了某种真相、但得出了一个荒谬结论的东西，来论证我们的文化目前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时候，被各种洋节与外来文化冲击得已经"国将不国"了。其基调跟喊"狼来了"的意思差不多。当一个节日本身只有民俗的价值而无宗教感情的时候，早晚就只能是成为一种关于享受平时不能享受的奢侈品的日子。当原来的奢侈品成为大众产品的时候，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谓"民俗"也就会崩溃。最后剩下的，只能是一个过于长的假期与商业促销行为的黄金季节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是衷心希望这种所谓的农村人过年幸福感应该再少一点。这种幸福感过高不是什么好事。除了证明我们这里还具有着巨大的城乡经济差异外，还能让某些社会学家利用这种可怜的幸福感，去编造什么"文化"之类的调查来糊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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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言论自由是否可以饿死人——抄袭之一

2006-08-16T21:41:00.000+08:00

论言论自由是否可以饿死人--抄袭之一
2006-2-8 星期三

 有人写了个东西，想跟自由主义者探讨一下，如果捍卫言论自由会饿死人的话，该如何面对。举的例子是说，如果丹麦是个穷国，一部分人要靠给阿拉伯生产奶制品生存的话，要是出现了目前沸沸扬扬的漫画事件，这些丹麦人将要活活饿死，想问问自由主义者应该怎么办。并且明说这是个圈套，等自由主义者来钻。
 要不是这位我一直不喜欢搭理的人士在后来用我的ID举了个例子，对于这个SB到极点的问题实在是没兴趣回复。这要是也算圈套，估计这兄弟认为自己能用抓兔子的陷阱对付坦克了。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就是所谓言论自由的成本，以及这个成本由谁来支付。他这里面唯一有点圈套的意思的东西，无非就是说言论自由的鼓吹者是自由主义者，但你们不承担这个成本，而是叫别人来承担。提到我的ID，是想问问我这个商人，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我又正好是这个出口乳制品公司的老板，还能坚持言论自由吗？如果我因为利益相关而不能坚持，自然是可以推论出自由主义者提倡的言论自由其实是一种虚伪的价值观念，如果我坚持说要保证言论自由，当然就是把百姓的生命不放在心上，或许还有个伪君子的帽子等我笑纳。按照他这种兔子陷阱的逻辑，自由主义者将落入不是伪君子就是草菅人命的"尴尬"境地。
 说到饿死人这件事，我倒是想起了我们这里有一次大规模的饿死人的事件。事情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当时饿死多少人至今没有定论。但当时有过一个无比滑稽的场景：一边是人民在挨饿，一边是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在讨论"粮食太多，如何储存"的问题。当然，粮食其实没那么多，只是吹成有那么多而已。
 这个场景用什么来解读，可能各路学者有各自的看法。我不是学者，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读：我不相信那些国家领导人想让老百姓饿死，而且也不相信他们讨论粮食储存问题是在做个搞笑型的行为艺术。这个滑稽的场景出现的前提之一，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有言论自由，或者哪怕有党内的言论自由，都不会出现这么黑色幽默的事情。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玛缔亚森说过："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道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只要有言论自由，有些人在挨饿的消息就能传播出去，毕竟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冷酷，总是会有办法对抗局部的天灾人祸。所以，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不会出现这个SB问题所出现的状态。
 至于说假设我做为一个商人，在这种因为言论自由而导致的状态下受到损失，应该怎么办。这兄弟说要找政府要补偿。这个假设甚至比刚才那个假设的前提更SB。众所周知，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不能掌握媒体。如果媒体不是政府所掌握的，我去找政府要赔偿--难道我会跟你一样脑子进水？言论自由属于宪法的范围，宪法是国民与政府的契约形态。一个支持言论自由的政府是根据宪法进行这工作的，而宪法是国民的权利表达。至于我去找谁赔偿损失，相信这个就不用你去操心了。做生意的人都有两手准备，不会一桩生意不成就全部垮掉。
 到这里，他这个所谓圈套其实已经没了。从根本上说，言论自由不但不会导致饥荒，而是可以充分防止饥荒的发生。他的这种假设，只是在侦探小说里一种常用的手法，属于先建好一个"密室"，然后让里面发生一起谋杀。看来是论证完整，其实狗屁不是。因为这个发生是在一个给定的特殊环境里，就象这位老兄举的例子，丹麦人一定要给阿拉伯生产奶制品一样，一旦到了实际层面，就会发现这世界上还有新西兰与澳洲可以卖奶制品。
 当然，为了这么一个SB文章而写这么多，其实是件挺不上算的事。可是，我一直以来总是发现，一提到言论自由，就有人说到了成本问题。问题是这种思考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言论自由那里有什么成本？言论自由其实是无成本的，只要不管或者少管就好了。管制言论才需要庞大的成本，不但是当年的饥荒的成本，现在也要付出数以亿记的金钱与人力。到底那个成本更低？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控制？这根本就是一个常识问题而已。但就这么个常识，到我们这里也经常走了样，即使是赞成言论自由的一方，也经常要跟人去辩论成本的问题。这有什么可辩论的？
 所以，我也打算写个小系列，其基本观点都是抄袭，除了用我自己的表达方式说出来以外，都是其他人说过的东西，这个一直是我的心愿，也曾在两年前尝试过，但没坚持下去。这次我试试能不能坚持下去。

Technorati : 言论自由

强奸毕竟不是性教育

2006-08-16T21:20:00.001+08:00

强奸毕竟不是性教育
2006-2-10 星期五

--聊聊毛式红烧肉与毛式启蒙

毛式红烧肉其实还不错，肥而不腻的感觉正好下饭。这话跟正文没啥关系，就是想起来好久没吃这口儿了，在上好的东北大米面前怀念一下。

最近看到网上有人说毛是最伟大的启蒙者，这词儿听着比较别扭。该雄文论断的时候，把头儿的一句就是"毛泽东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充分肯定人民的力量"。这话直接就让我笑喷了。要说他老人家不肯定人民的力量确实属于睁着眼说瞎话，不肯定人民的力量怎么能依靠人民发动文革？但要是从这个现象推导出他尊重过人民，这就纯属脑子进水。

说"大跃进"什么的都算捡着老毛光辉一生的命门打，实在都觉得有点不厚道了。随便说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把一大帮人都给充了军；说个"抓革命、促生产"，大家就把打仗的家伙放下回去生产；说挖防空洞就把大家变成了地老鼠；说消灭"四害"，大家都跟疯了似的哄麻雀--当年看见"天狗食日"的时候，我们的先民都没这么热情过。

你要说这是尊重并且启蒙民众，打死你我都不信，我觉得这纯粹是在耍猴儿。你见过耍猴儿的尊重那剁了尾巴的猴没有？反正我是没见过。除非那猴有精神病，非觉得这个把自己耍了一溜够的人其实是尊敬自己的。这猴也不想想，自己苦了半天，连资本主义尾巴都剁了，那些收入到那里去了？

尊重大多数农民的结果就是从农民身上榨取高积累，也不知道这尊重的滋味怎么那么难受。高积累也就算了，为了我们早点站起来，苦个十年八年的算个鸟？结果发现这苦着苦着都没边儿了，比咱邓大爷的100年不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没谱。

有人说了，咱当年不是文盲少了那么多吗，大家都认字有文化了，农民都学哲学、写诗歌了。这话看怎么说。认字确实不假，认了字干什么？读《马列》、《毛选》。本来认两字的意思是更可以好好的看世界，结果这效果比蒙上眼睛还糟糕。蒙上眼睛咱还可以唱唱十八摸，说不定用点儿常识还能知道这世界的部分真相。这下好，蒙眼的黑布是给去了，套上一红色眼镜，看见那里都血红一片。瞎子全改偏执狂了。

还有人说，毕竟我们工人农民是当家作主了。这叫当家作主？这叫丫鬟带钥匙、当家不做主。上面已经举过例子了，上面一个号召，下面就群相耸动。你的事、你当家，但是皇军要当你的家。

今天说老毛启蒙有功的人，总让我想起那些被充军的知青说的"青春无悔"。无悔你个鸟啊？该有性生活的时候您老大部分时间在打手统，该学知识的时候您老在修理地球，上赶着回城以后说自己"无悔"，打死谁我都不信。

这都不能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问题，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大家都知道强奸是怎么回事，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那也算性活动。我们这里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大量从当年过来的人，最初的性活动都是被强奸。都TM知道那有点不正常，就是没其他参照系来比较一下--这就跟带了红眼镜一个道理，没其他色系谁也不知道谁是色盲。

后来当然是知道了一点，改革开放以后连A片都进来这么多，不知道才是活见鬼。可是毕竟不能忘情于第一次的感觉，这叫什么来着？先入为主？后天养成类SM？反正都差不多。

但完全说老毛没有启蒙之功还是没看到整个问题。老毛最大的启蒙教育，就是把所有打算再用一种思维统一天下的后代全给煽了，老百姓经过5000年的蒙昧状态，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年头没有圣人，指望别人救自己、给自己指条明路的话，还不如自己蒙着眼睛唱十八摸呐。

话说回来，也不是跟拥毛派的人过不去。老实说，老毛的光辉遗产咱们都继承了点儿。就我认识的言必称民主、自由的人来说，大多数上台以后还真未准比老毛他们高明的太多，最多也就高明到胡哥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老毛的启蒙还算成功。

淫秽的布鞋

2006-08-16T21:16:00.000+08:00

淫秽的布鞋
2006-2-17 星期五

话说前两天大家都在过年的时候，陕西安塞县的一位女士因为漫骂当地医院的院长被拘留了。事情倒不复杂，就是因为医疗的纠纷，这位女士在医院把院长先生用"很不好听"（当地公安局长的形容）的话给骂了，并且对院长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威胁的工具是该人的一只布鞋。更有甚者，该人打翻了院长的一个玻璃杯。所以，这些行为换来了七天拘留。
这倒没什么奇怪的，虽然布鞋从理论上不会造成严重伤害，但骂人毕竟是不对的，尤其是在医院里，也算对社会良好秩序的一种伤害。按照经典的《大话西游》台词应该这么说：悟空，你怎么能随便骂人呢？不但污染环境，也会伤害到其他病人，就是不伤害其他病人，伤害到医务人员的感情也是不对的嘛。
要是这就是拘留该人的理由，这个事情就好理解多了。但当地公安部门居然放着这么好的理由不用，在传唤该人的时候用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而出具的处罚决定上写的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翻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可以发现，传唤依据的这条是禁止淫秽物品的传播，而处罚的这款根本没什么第一条，该款是用来规定精神病人应如何进行处罚的。也就是说，关于这个骂人兼布鞋威胁事件，是用淫秽物品来传唤、用精神病人来拘留。这还真让人不是很明白，"布鞋"怎么淫秽到"精神病人"的程度。
事情到这里应该是很清楚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为了达到拘留的目的，而胡乱引用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象我们小时候学过的课文《葫芦僧判葫芦案》一样，这是个葫芦式执法的典型案例。但这事情的意义倒不是这么简单，而是具有点深层的含义。
一般来说，执法者想要玩弄手段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曾撰文说过的"韦小宝规则"，也就是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制订规则，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强权；第二种是不遵守规则，在下面搞小动作；第三种是歪曲规则，对于其做另外的、超出常理的解释。但这里碰到的是第四种：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拟规则。
强权式的"韦小宝规则"没什么可讨论的，那根本就没有规则而只有权力者的个人意志。其他几种有一个前提，是在承认有一个规则的前提下，大家各显神通。即使不遵守规则或者歪曲规则，但还是承认有个叫做规则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在表面被认可的。在这里规则是个放在台面上的东西，大家都开始利用它。
而这种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虚拟规则的行为，属于集强权与利用之大成的一种方式。表面上，他是在承认有个规则，实际上他在利用被执法对象对于规则的不了解，置换掉规则的内容后进行执法。基本上等于当年县太爷利用乡民是文盲的这个特点，来随便解释《大清律》的行为。表面上看一切都合法，除了具体的实行条文以外。
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实在是没有想到还有人会在这么低的层次上使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手法。要知道，不论怎样，《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不算个很难理解的规定，直接这么公然作假，总会让人觉得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知道，公然这么作假在这个时代很难有不被揭穿的可能，至少《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不是绝密资料，任何有愿望得到它的公民，都能很容易的得到。而同样的新闻报道中明确指出，被骂的院长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个是监督机构，一个执法机构，要是没有胆子干这个，倒是件奇怪的事了。
好了，这才是整个事情最可怕的地方。一个执法机构公然玩法不可怕，可怕在于执法者讨好监督者，或者说玩法的执法者与监督者本身就有勾结。现代政府讲究分权制衡，但权力与利益面对所有分权制衡的机构与个人开放，联合起来就会有更大的权力与利益。哪怕就是这么件小事，只要联合起来都能把人送进拘留所，在更大的利益面前，让我等小民如何相信他们？


Technorati : 杂文政策

教育产业化、种族隔离与贫富分餐

2006-08-16T21:15:00.000+08:00

教育产业化、种族隔离与贫富分餐

丁林先生在他的《近距离看美国》中告诉了大家一个被翻译误导的名词：种族隔离。本来在我们的概念里，种族隔离就是一种歧视政策，但丁先生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时美国的种族隔离是所谓的"隔离而平等"，对于白人与有色人种而言，虽然是隔离的，但互相之间是平等的。比如说有白人用的水龙头，就有黑人用的水龙头。但丁先生也指出，这种不是真正的平等，因为黑人的政治权利与生活设施都不如白人，其实就连那个水龙头也有差别，白人用的会更好一点。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被分成各个阶层是件不得已的事。正常社会都极力强调平等的观念，即使有吃鲍鱼海鲜与杂碎汤的区别，但至少在教育上还是要强调平等。哪怕是有平民学校与贵族学校之分，但在一个校园里，老师也在灌输平等的观念，不至于让生活在一个校园里的孩子产生过大的差异感。
但事情总有例外。从这学期开始，江苏连云港鲁河中学将学生的伙食分为了"普通伙"和"包伙"两种形式。"包伙"即每名学生每学期缴纳900元的伙食费，缴了这笔钱的学生就可以在学校的餐厅就餐，不仅伙食的档次要高出很多，而且不需要自己动手蒸饭、洗碗；而"普通伙"则是每名学生每学期缴纳伙食费550元，伙食的档次差以外，还得自己动手蒸饭和洗碗，而且不能在餐厅就餐。
如果这事情发生在社会上，根本什么都不算。满大街的饭馆档次都不同，阁下完全可以自己去处理有关钱包与面子的事项。但发生在学校，自然就会让人产生点联想了。
话说最近教育部的发言人发表声明，其中有"旗帜鲜明的反对教育产业化"的话头。产业化其实就是商业化，商业化就是要挣钱，挣钱就是要确定消费者。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一下，就会发现该学校正好是教育产业化的标兵。因为他们把能够多花钱的学生当作VIP的消费者，还要给这些消费者弄个包厢什么的。而再往下推论下去，就会推论出这个学校其实是个看人下菜碟这个事实，校方几乎成了店小二--当你上学的时候，看见一堆店小二不知道是个什么感想。
要是从师道尊严的角度来评论这事，几乎感到没有下嘴的地方。因为你不能指望为了几百块伙食费就把学生分成不同就餐团体的学校，能够明白到底"师道"是干什么用的。据说当年关于师道有个说法，叫做"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授业不敢妄言，解惑这一点该学校倒是做到了--很少有学校能够这么赤裸裸的把社会上用金钱标志地位的现象，用这么生动的例子呈现给学生。
可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我们在始终强调公平的教育下，社会还有这么多的不公平，要是让这些孩子从小就接受了这个不公平的事实，把这种行为认做理所当然的话，指望他们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恐怕就更是一个梦想了。
丁先生的书里传达了一个信息：隔离永远不会平等。即使表面上的平等，也无法掩饰实际中的不平等。何况这种连表面的平等都不下功夫粉饰一下的事情？前些时候，总有人说教育产业化如何如何，仿佛一旦产业化了，所有教育问题就迎刃而解。实际操作上，却只能产生这样的怪胎。
所以，这事除了给教育部的发言做了一个注脚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暴露了一些为了很少的钱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店小二的"师道"的嘴脸。每当想到校方在学生用餐的时候，从讲台上跳下来，穿上围裙、拿上手巾把，招呼"交900块的客人这边请"的景象，还真是想不笑都不行。

Technorati : education 教育

校园里走着一堆雷管

2006-08-16T21:13:00.000+08:00

校园里走着一堆雷管
2006-2-24 星期五

最近网络上进行了一个调查，内容是大学生们是否支持安全套售卖机进入学校，结果有75%的学生表示支持。但《东方时空》做的爱滋病预防节目调查显示，人们对于这种安全套售卖机安放地点的认同度中，学校最低，只有44%。
当然，这也很正常。大学生自己知道自己的性需求，校园外的人说什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任何一个智力与视力正常的人，基本上都看见过还没上大学的孩子在街上手拉手，可能还同吃一根雪糕。在目前因为生活条件而身体早熟的大环境下反对这个事情，基本属于掩耳盗铃的范畴，可以直接以废话视之。
反对的意见当然可以把它当作废话，但反对的理由不能这么做。很简单，废话没有价值，而理由则表现了一种思维的方式。这次反对者的理由比较有意思，叫做"变相怂恿大学生性行为"。
我们都知道，"怂恿"不是好词。一般怂恿某人去抢银行有之，没什么人说"怂恿"某人去学雷锋。用这个词来形容性行为，其潜台词就是性行为其实是一种不好的行为，而且大家都没什么自制力，安装个安全套售卖机就可以叫怂恿了。仿佛这个售卖机是个引线，大家是一堆的雷管似的。
这种思考方式体现的完全是宋明理学的那点意识，认为性行为是一种不干净的事情，至少在形成婚姻的性行为是不正当的，至少在学校里是不正当的。而我们国家的法律可没规定大学生不能有性生活的权利，而教育部连大学生不能结婚的壁垒也撤除了。在这种状态下再谈什么"怂恿"或者"变相怂恿"，实在是件比较可笑的事情。
即使从道理上这么可笑的事，它还是发生了，而谈原因这就要说到我们这里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至上的文化，一般来说，这样的文化的重点关注对象，基本聚焦在男女关系上，这个倒没什么奇怪的。可是目前的社会是个工业化社会，整个社会更承认的，是一种具有工具理性的思考。本来工业社会就解构了农业社会的道德准则，工具理性替代了道德要求，传统的道德意识与现代生活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冲突。
安全套售卖机就是一种标准的工具理性产物，因为它首先承认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大学生应该具有的性生活的权利，然后根据这个不能被改变的事实所做出的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本身隔绝于道德话语之外，不能把它与道德标准进行任何的类比。而"怂恿"一说，就等于在这种工具理性上强加了道德的判断，是传统文化中泛道德规则的一种延续。
到底这种传统文化中泛道德规则对抗现代生活中的这种工具理性是不是有优势，只要看看调查结果就足够了。现代社会已经不是整个几条道德规范就可以规划的社会，当年这手功夫对付小农社会都比较勉强，今天再用这个，恐怕连大牙都会被笑掉了。

Technorati : 杂文

把磕头当作健美操

2006-08-16T21:12:00.000+08:00

把磕头当作健美操

晚清的时候，在名臣中有三位弟兄。最有名的自然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其次是李鸿章、李翰章兄弟，再有就是张之洞、张之万兄弟了。

说起曾氏兄弟，虽然当哥哥的曾国藩比曾国荃有名的多，但这个"白眉老九"也不是等闲之辈，克复金陵的"勋业"自然很难让人忘记。其他的两位名臣的哥哥就没有这么出名了。

按说其他两位的官职都不低，张之万更是曾做过军机大臣。要知道，清朝没有丞相，自从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来，这个机构完全取代了原来两殿两阁的大学士而成为真正的内阁。所谓的大学士，成了虚名的丞相。虽然"位极人臣"，却是个虚衔。

之所以这两个名臣的哥哥没有成就什么事功，除了做兄弟的风光太甚以外，自己的原因还是有些的。比如这个张之万中堂，时人的评价是"伴食"而已。这倒不是胡说，因为清朝中枢政府上班比较早，并且管饭。军机大臣的伙食如何，目前还没有看到记载，总之应该是不错的。张之万对政务工作基本不发言，吃饭的时候比谁也不少吃，此所谓"伴食"。

这位张之万应该还是有些学问的，虽然他的弟弟张之洞已经是探花了，这位居然是状元。作为探花的弟弟搞出了诺大的声望，这位状元哥哥的评价居然是"伴食"，总有些让人不能理解。一母同胞的兄弟，一个考上了北大，一个就读于海淀走读大学，最后那位走读大学的成了名人，北大的那位虽然生活的还不错，也就是成了一个高级白领。这究竟是为什么？

清朝的时候，与现在满大街健身房的时代不一样。在我们悠久的传统里，过于强烈的运动不是士大夫阶层所热爱的。他们最多学学"五禽戏"、"太极拳"什么的。张之万先生看来是不屑于这么没有创意的运动。按照某伟大领袖的说法，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作为军机大臣，张之万先生就从他每天的劳动--三拜九叩上领悟了养生之道。

据说这位状元每天临睡前都要下跪、磕头一百次，按照他的说法，这样可以活动腰腿、运行气血，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联系到张之万每天都要面圣，每天都要起落下跪这么多次，做这种运动不能说人家没有道理。只要不是老婆的命令，自愿的锻炼行为是值得鼓励的。

这种活动做多了，相信张之万先生在面圣的时候，应该是起落最利落的人士之一。把跪下磕头这种活动弄成专业的，除了这位状元外，一时还真想不起其他的例子。既然下跪磕头在状元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种专业运动，指望这位不去"伴食"就纯粹是一种奢望了。

按照国外的说法，象健美操之类的运动，不但可以强健体魄，还能够陶冶精神，让人有点积极向上的动力。在我们前清的时候，张之万先生这种自创的"磕头健美操"也符合这两点目的。虽然陶冶的可能不是一种精神，至少身体还是好了许多。用这种好身体再去军机处"伴食"的话，还可以多吃一点朝廷的福利。要说起来，"磕头健美操"实在不逊于现代的招数。就这方面而言，我们的优秀传统还是保持下来了

Technorati : 杂文中国

有血性的奴才让我不寒而栗

2006-08-16T21:11:00.000+08:00

有血性的奴才让我不寒而栗

小波先生曾有言：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性的年代。此言只是部分真实。不光知识分子，我相信任何正常的百姓，都怕生活在不理性的年代。我是个正常的草民，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

我对不理性的年代是这样理解的：某些人为了一己的"理想"，煽动许多人做些着三不着两的混帐事。而这些被煽动的人，居然按照伟人的话去干，就象喝高了似的，完全没有了理性。这样的人多了，这个时代就是不理性的时代。但这个我认为最可怕的事，好象不是什么可以拿来说事的标准。最近，一位先生就公开的宣称：恨不得早生多少年，做某伟人的奴才。

这位自愿卖身还收不到钱的先生，无疑是这个不理性时代的帮凶。要知道，一旦成为某人的奴隶，还可以想着赎身什么的，要是自愿成为奴才，这腰就是绝对直不起来了：你可以看到奴隶起义，你可看不到奴才的起义。

如果这个奴才只是在主子面前低声下气的--比如我们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太监、家丁等人物--我倒是也不用担心。毕竟那种少了脊梁的玩意，在我们这个日趋正常的社会中，不会掀什么大浪。我害怕--倒也不全是害怕--而更多的是担心另外一种"另类奴才"。

该奴才不是象那些没有了脊梁骨的小奴才那样卑躬屈膝，而是满腔的热血。盖因此类奴才根本是从思想上就是很崇高的。他们是被自己的主子的一腔"热血"或是貌似热血的言论感召过来，自动放弃自由的"血性奴才"。由于有主人光辉的理论垫底，并且从根上就相信主人的"高尚人格"，自然觉得自己比众生高了一截，随着主人的形象，自己也光辉灿烂了。

如此高尚的情节横梗胸中，自然这奴才的样貌也有了些不同。对主人还是敢与批评的，甚至是犯颜直谏的样子。不过，在任何犯颜直谏的"白简"的底色上，基本全都印着"吾皇圣明"的水印。

在这些血性奴才看来，"吾皇"从来都是没有错误的，任何错误都是手下奸臣捣乱，或者是"吾皇"的雄才大略不被理解。我等草民无论如何不是"吾皇"肚子里的圣蛔虫，不能知道伟人是如何运筹帷幄、曲线爱民的，所以，对伟人花花肠子缺少直观印象的我，只好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找论据。而中国的语言很奇妙：明明是被杀得大败，可以叫"丢卒保帅"；明明是人祸，也可以让它成为"天灾"。尤其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血性奴才如何说都是道理，反正你不能找阎王去取证。
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还不能让我担心。我担心的是，一旦出现了伟人的苗裔，从精神上继承了伟人的"财富"，这些血性的奴才可以大展所长的时候，我的脑袋就实在是危险了，即使我有能力在这些血性奴才打破我脑袋前，打破了他的脑袋，也可能被其"热血"浇了一头一脑--这不是狗血喷头吗？倒霉透了。

借用这位先生的话说：我真是恨不得晚生些年头，至少等这些奴才绝种后再来这个世界。

Technorati : 爱国奴才

政府信用最好跟内衣划清界线

2006-08-16T21:10:00.000+08:00

政府信用最好跟内衣划清界线

北京有一位律师，最近要把"国家质检总局"与"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告上法庭，因为在这两个部门评选并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某品牌内衣，近日被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现某项技术指标检测不合格。而即使这样，这个牌子的内衣还是在"中国名牌产品"的目录上。这位律师质疑国家质检总局与那个委员会，认为他们没有权力进行这样的"名牌认证"，这种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许可法》。

奇怪的倒还不是这种不合格产品居然在"中国名牌产品"的名录上，因为那么多的商品，有几个出毛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毕竟国家质检总局不是神仙，不可能把所有的名牌产品都监督到天衣无缝的程度。而问题也正好出在这里：既然不能保证推荐的商品万无一失，就不应该承担推荐的责任。用政府机构的名义给名牌产品编制名录，并允许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用做推广，就等于是用政府的信用给商品做了一次信誉担保。

这件事搞笑就搞笑在这里。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进行推理，政府信用所进行的担保还真是无所不包。小到避孕套、内衣，大到数码机床，只要在这个"中国名牌产品"的目录里，就等于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对消费者进行了保证。而政府机构的信用跟内衣什么的联系在一起，总让人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出了差错。

政府设立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其基本的职责其实很简单，就是设立一个标准，让产品品质在这个标准之上的商品进入市场，至于这个产品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哪怕这内衣结实的象防弹背心都不应该在质检机构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他们的职责是设立最低线的标准，内衣是否能达到防弹背心的质量，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政府在这里的信用指标，不是用来推荐那些产品的，而是防止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

既然如此，政府机构用自身信用为商品担保就纯粹是个越权问题。商品到市场上，不合格的时候才要政府有关机构来过问，只要在最低标准之上，政府机构即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用自身的信誉为商品的品质与名气做担保。政府相关机构的这种越权操作，其后果不是简单的把自己的信用交给了一件不合格的内衣，而是在毁坏相关所有产品的信用，最后毁坏的是政府的信用。

其实这种评选应该承担的组织应该是与政府无关的民间机构。商品面对的是市场，只有使用者的组织才有资格评选。政府机构在这方面，是没有资格与权利来越俎代庖的。之所以目前还是政府机构主导，除了民间消费者组织还不成熟外，政府相关机构不愿意放弃即得利益是最重要的原因。有权力进行认证或者评选，肯定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利益，这在我们这里几乎是一个生活的常识，而这种利益是用整个政府的信用做代价进行交换的。政府的信用是政府最大的无形资产，用这个无形资产去换取部门或者机构自身的利益，恐怕是另一种"资产流失"了。

这种政府的无形资产建立起来很难，毁起来就容易的很。这次是内衣，下次说不定是牙膏，再下次可能是水龙头。一个政府机构的信用整天跟这些东西挂在一起，我个人感觉反正是够悬的。


Technorati : 政府杂文

无耻与无趣的妄人与大侠

2006-08-16T21:09:00.001+08:00

无耻与无趣的妄人与大侠

武侠故事里，大侠们的功夫总有个高低上下之分。第一次华山论剑评出了五大杰出青年，第二次华山论剑属于换汤不换药，除了中神通换成了他师弟。第三次则是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方式，代表第三梯队已经开始正常成长。
其实这事一直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理解。怎么说呢？这几位老兄就是个小圈子里比了一下，然后就排定了坐次。这事既没有见证、也没有公证机构出来公证一下。要是放在现在这社会，肯定把大家都笑翻--做个音乐排行榜还要假模假式让听众进行一下投票，您几位就这么把天下英雄都鄙视了一下，也未免过于蒙太奇了。
但武林中的地位有个最硬的指标，就是你可以不服气，但你要拿出比一样本事，至少能硬得过一灯老秃子的手指头、老叫化子的巴掌。有了这种硬指标，随便你说什么都行。这个指标好就好在有个标准，至少比艺术上的排名靠谱，也比我们这里的"消费者信得过产品"靠谱。
但这种方式也有个缺点，就是具有这种硬指标的人士，经常不把其它指标没那么硬的人不太当回事儿。比如说在《神雕侠侣》最后的时候，这些指标比较硬的人士在自己把自己分别发了一个武林中的地理方位性奖项及荣誉称号后，皆大欢喜中走下华山之巅。兴奋之余，看见一帮人也在那里进行"华山论剑"这个活动。
这个可是个大事，按照功夫就是硬道理的规则，这些鸟人竟然还有脸争什么天下第一？结果，刚刚获得"西狂"称号的杨过同志就用一阵音量巨大、不用麦克风的大叫--文言文中，这叫"长啸"--把这几位给请下去了。据说当时风云翻涌、百兽逃窜，N只鸟都被吓得直接撞山而亡。
华山那地方我去过两次，除了山顶上还有空地让几十人练练拳脚兵刃外，半山腰可没地方让同志们动家伙。这个地理上的问题虽然是瑕疵之一，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段故事主要是要说明，这世界上总有些妄人，听见什么华山论剑就过来起腻，实际上屁本事没有，只能给英雄们的传奇增加点花絮什么的，效果近似于某些大人物除了文成武德以外，还有勤俭节约的习惯等等。
我有个朋友曾写过一篇极短但极精彩的小文讽刺这些妄人，其中警句如下：1、致以诚挚的谢意2、把裤腿子放下。其实完全不必要这么虚伪，直接告诉这些人不够资格也就是了，提醒某人裤腿子如何，完全就是在大庭广众下提醒某人拉链没拉，属于用外在形象丑化内在品质。
但这事最核心的问题，即不在于武功的高低，也不在于是否放在裤腿子，而是高人们不能容忍别人自己找个乐子。就象《无极》不能容忍《馒头》一样，凯歌先生说胡戈无耻，而大家都说他无趣的紧。

Technorati : 杂文

一种先阉后放的恩德

2006-08-16T21:09:00.000+08:00

一种先阉后放的恩德

古代刑罚里把反抗的火种从根子上浇灭的方式一般是用株连的手法，从所谓"夷三族"进化到灭方孝孺十族，是为其进化的顶点。再往后这事情就没办法进化了，因为十族已经是及至，再上推一步的话，那就需要杀尽天下人才能达到目的。
　　要说中国这地方的智慧实在是够无穷的，在小民看来已经不能前进的地方，中国的统治者总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这种行为推进下去。就我浅陋的历史知识而言，后来发展了两种手法，都比直接把所有脑袋喀嚓下来要高明。
　　一种是雍正皇帝的手泽。话说雍正皇帝得国似乎不正，有个读书人叫做钱名世的，不知道得到了写什么传闻，写文章揭露伟大的雍正皇帝。此人不是好人，因为他没有学习过闲言同志关于审慎与公允的文章，不知道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有些事情实在是不应该评论的。
　　结果自然是雍正他老人家暴怒--虽然信息不是很完全，但看来还是戳在了肺管子上。按说诽谤君上是大罪，足够灭他几族以后，主犯凌迟的干活。但雍正毕竟是政治智慧足够的统治者，在杀了一批人以后，单单把主犯留下不杀，还御笔亲赐匾额一方，上书"名教罪人"四个黑字。然后，让这位罪人自己每天讲解自己是如何堕落的，起到了活教材的作用。而且雍正自己写了一部叫做《大义觉迷录》的书，为自己喊冤枉。很不幸的是，他儿子乾隆实在是没理解老爹的良苦用心，登基后就把书给查封了，好象把活教材也给干掉了，创了儿子查禁老子文章的先例。后世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叫笑蜀，一高兴把一些当年某党关于民主自由的文字编辑了一下，结果也被查禁。蜀中冉云飞大怒，认为这是千古奇谈。当时我就指出其错误：这是有所本的行为，符合我们这里"无一事无来历"的光辉传统。
　　还有一种好象始于明朝，至少我看的一些记载上没发现更早的记录。一般来说，皇帝这种东西是不是比较仁慈很难说，但至少都说自己要施"仁政"。这说法跟"以德治国"其实没有什么大区别，一般都是最不仁的时候强调仁政、最缺德的时候以德治国。
　　中国有个流传千年的邪教：白莲教，很多统治者听见这教就头痛，对付起来总是抓住就喀嚓了。后来可能觉得这种方式不是那么"仁"，就换了种方式。主事的人自然是难逃一死，而且家属里能活的也不多。但为了表现圣朝的仁慈，有些人还是不杀的，比如家属里70以上的老人、6岁以下的孩子。
　　不杀归不杀，别的惩罚还是需要的。老人就不提了，反正至少是个流放，能不能活着走到地方很难说，孩子则用另外一种方式：阉割。这招比直接杀掉要狠。全部把人杀掉固然显得很残忍，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展示的材料。而阉割这个方式好就好在保全了展示材料的同时，还能不产生下一代，符合了斩草除根的愿望。
　　最近听说某人发表了这么个讲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学术研究无禁区，随便可以研究。但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是有禁区的，错误的思想不能讲。我个人确实不太明白这里面的逻辑。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都是正统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在学成以后随便进行研究。这跟把6岁孩子的小鸡鸡割下来以后放了他，让他在"广阔天地"里自由翱翔一样。这还翱翔个屁呀？从打根子上就没有这功能了，给他个女人都没办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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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2006-08-16T21:08:00.000+08:00

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曾经有过一个广告，是一条鱼赞颂正在烹炸它的油锅。关于这个广告我发挥了一通联想，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条赞颂油锅的鱼》。这文章引申出来的意思就不多说了，但我与看过那个不粘锅广告的观众其实都很明白，不论这广告到底要说什么，相信那鱼会说话、并且还有心思赞颂油锅的人，基本上属于智力上的半残。
最近肯德基一条广告惹了点麻烦。据《江南时报》报道，很多观众对目前正在播放的肯德基广告很不满，主要是因为该广告的主要的意思是某不喜欢学习的人，一边吃肯德基一边玩儿，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帮助他的好学生没考上大学，而这厮很不幸的上了大学，并且用"老北京鸡肉卷"的包装叠了个纸飞机，上面写"小东加油"来鼓励那个好学生。按照提出质疑的人的说法，这是"误导消费者"。
这广告其实不错，按照我一贯的思维方式，这广告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肯德基这种快餐被称为"垃圾食品"，大学扩招后学生被成为"注水大学生"。吃着垃圾食品的捣蛋学生考上了注水的大学，是对于我们现行教育体制很好的一种讽刺，所以基本可以算个公益广告。如果说误导的话，最后他们还要把那个好学生也拉下水，实在是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整个公益广告的败笔也在于此。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没有幽默感的人，他们的理解方式就如同相信鱼会赞颂油锅的智力半残者一样。他们认为，这广告的意思是吃了肯德基就能考上大学，不好好吃就考不上。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这广告即使这么表现了，肯德基快餐就成了脑白金。说白了吧，这还真不能叫误导。真相信吃那些汉堡、炸鸡就能考上大学的人，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为零--虽然我不看好目前的大学教育，但对于大学的这点信心还是有的。既然都知道是荒谬的，这东西就只能是广告，而不可能是误导消费者。
广告这东西最大作用就是让你能记住产品，我无数次见过远比吃肯德基上大学荒唐的广告。看见某儿童吃了某儿童补品马上就跟超人似的的飞上天、用一根雪糕能在空中画成一道彩虹，等等、等等。如果有人拿把枪对着我非要我相信一个，我宁可相信吃炸鸡腿能考上大学。毕竟这个还算比较靠谱。
当然，我想讨论的肯定不是广告的好坏。关于误导消费者这事，还是交给专门的机构比较好。我想说的是，很多人似乎在生活里少了一点幽默感，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在很累的同时，还在不停的愤怒化。
本来大众监督是件好事，不论是监督广告还是监督政府运作，其实都是正当的行为。但这种监督一旦有这种愤怒化的倾向，基本就会滑到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前些时候从广告歌曲里听出纳粹军歌的调子、文化争论里不分青红皂白就支持看来更平民化的韩寒，其实都是这种愤怒化的体现。大众的心理上已经把任何具有强势的组织当作了敌人，所以很难用幽默的态度来建设，而只会用各种手法来尽量的挑刺。越挑刺就越多，越多就越挑，就跟得了强迫症的患者似的。
这种心态当然一点也不好玩，至少不象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心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那么需要严肃的寻找其意义的事情，也不太需要非把自己当作被误导了的智力半残者。被迫害妄想狂的思考方式，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少了很多的乐趣。要是还跟一个广告较劲，就象那歌里唱道：相信吃炸鸡就能上大学呀，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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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种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个避孕套

2006-08-16T21:07:00.000+08:00

你那种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个避孕套

关于避孕套是干什么用的，不用我在这里解释。虽然我知道这里很多同志没有结婚，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国家的开放程度。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这个东西在夫妻、或者不是夫妻生活中的作用与下场，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某些人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　　想当时，在情绪激动而不得不上床一呈的时候，这东西被从一个精巧的包装中拿了出来。当用过之后，此物自然变得无用且肮脏，当然就需要它迅速的消失。很多爱国人士的激情，平时就是这样被包装起来放于床头，一旦需要，马上就可以应用。而用过之后，马上就可以在垃圾箱里找到他。而该避孕套很不理解，为什么"近一個月以來，官方已經開始警惕民眾的愛國運動，不准傳播遊行的消息，在中國的各大媒體上，對於反日的主題一再淡化，似乎想讓反日的聲音與行動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其实这个躺在垃圾箱里避孕套如果有足够的智力的话，他就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避孕套就是被人家所使用的一种工具，专供想享受性生活而又不愿意承担后果的人或者机构使用。当有人利用过你的激情以后，总不希望套子破掉，所以你现在就躺在那里了。
　　避孕套们对于这件事一直不是很理解，因为他觉得自己属于先天正义。本来嘛，爱国有什么错？爱国没错，就是过程比较悲哀。须知当时让你闹是因为某物性欲勃发，当发泄完之后，即使你这个先天正义的爱国主义避孕套是如何的好用，甚至上面有个螺纹、是水果味的，统统没用。
　　如果避孕套们理解了这点，就不会问：为什么自由派与官方同时反对反日。这个命题本身就有毛病。首先，不论是不是江湖上有自由派这个派别，这种思维也够瞧的。自由派（假定真有的话）中人说：老大，我们与官方那些猪头都要吃饭，这个你怎么不质疑一次？对了，你们好象每天也要吃饭。这种逻辑是不是够混蛋的？但居然有人就这么问出来了。
　　其次，官方是不是反对反日，上面我已经论证过了。官方不是反对也不是赞成，就是要用这个事件来泻欲而已，换个说法就是"玩了一把国际政治"，说的更明白点，就是想多捞实际利益而又不想有严重后果。所以，避孕套们的爱国主义就被用了一次。鉴于避孕套们已经为国捐躯了，更多刻薄话就不说了。我就是在这里给避孕套们一个忠告：既然你们主观意识是爱国的，所以被用了以后，你就从了吧。
　　既然解构了这个伪问题，剩下的东西就没有多少值得一驳的了。因为前提是错误的，后面基本就是在大战风车。但作为一个自称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要澄清两个事实。
　　首先，自由主义不是一个什么派别，而是一些独立思想者的集合。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一些不喜欢被某人或者某物当作避孕套的人。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是一种坚持，跟政府或者国家是个什么立场其实没关系。
　　其次，说自由派或者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即得利益集团的成员或者帮凶，这个老调子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在一个实际管制还很严厉的地方，意识形态的东西还在表面上主导着社会。不论自由派还是自由主义，为了保持其独立的思考与人格，都不会与官方意识进行合作。把与官方合作并得到现实利益者称为自由派，其实就是栽赃的手法而已。
　　另外，关于民族主义的话题，也是让这些爱国者痛心疾首的心病。其实，在任何时候，提到批判民族主义都会加上一个前缀：极端。极端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如果你和平抗议，这不叫极端；如果你摆脱了避孕套的命运，自由发表思想，这也不叫极端。只有那些满大街用弹弓子打日本车玻璃的；号称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抵制某某的；叫嚣"核平"的才是极端。
　　但为什么只要一说这些，不论自己是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都会跳起来？关于这个我还没想明白，好象是因为一谈民族主义就跟爱国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而言，避孕套们的爱国主义很难被局外人理解，所以我就不费劲进行分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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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标价的爱国主义——《大染坊》有感

2006-08-16T21:06:00.000+08:00

 爱国主义

话说前段时间有个叫做《大染坊》的电视剧很火，我这人不喜欢赶时髦，正火的时候一般不看，等都消停的差不多了，找个地方卫视看上两眼。一个片子值不值得看，基本上用五分钟就能知道。
看了几分钟，觉得这片子还有点意思，不值得全看，属于那种如果书架上没新书、酒桌上没了酒、麻将三缺一的时候消磨时间的首选节目。正好有某天处于这样的状态，看了那么两集。
看的这两集正好说到主人公陈六子到青岛开印染厂，赶上学生抗议《二十一条》。他老兄也不知道学生到底是在干什么，反正知道游行就需要布匹，两根竹竿中间不能绑块不禁折腾的白纸。所以，他老兄就把仓库里四十匹窄幅布拿出来做了横幅给学生。正面是"反对《二十一条》"、"还我主权"，后面就是"飞虎牌不掉色"啥的。
当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你也指望不上一个资本家能明白民族大义。他能明白这么做广告的效果好就已经是奇才了，要是指望他什么都知道，估计他就是毛泽东的商业版。后面的我没看，据说是这老兄最后还是领悟了爱国主义的真谛。要是真这样，基本上关于他是毛泽东商业版的假设看来没什么错。
最近还有件事特别有意思。有个叫做"国宝回归工程基金会"的组织，近来攒了好多有钱人去日本搞了个活动，好象叫做"海外淘宝行动"。前两天这些人回到了北京，媒体当然是蜂拥上去采访。有一兄弟没留心说溜了嘴，说自己这次出发的时候就希望把路费挣回来，看来这次是挣回来了。
我总觉得事情是这样：一说什么工程就觉得这里是包工头；海外国宝给买回来，觉得这又象国际倒儿爷；最后把这个往爱国主义那个筐里一装，我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如果我按照逻辑推导一下，基本结果应该是这个：到海外买国宝回来是爱国行为，然后在国内把国宝卖了赚出旅费是商业行为，商业行为是有利润，这个利润等于爱国。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行动装爱国筐里，最后的结论就是爱国是有标价有利润的行为。这TM最不象话的是，居然价格还不高，基本等于一次去日本的旅费！
《大染坊》这片子虽然时代背景是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但拍出来的时间是当下，海外淘宝团自然是不必说，完全是当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和平年代总宣扬爱国主义是件很不靠谱的事情，那爱国主义后面准定应该有个标签。精明点儿的商人基本都是拿这东西做广告呢，就跟《大染坊》里学生那横幅似的：前面是高屋建瓴的爱国口号，后面就是真刀真枪的商业广告了。
当然，好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也不能全怪商人。商人一向是什么好买就买什么，不论是电视剧广告还是电影拷贝，或者就是布匹。有需求就有市场嘛。但是谁让老百姓在和平时代还总想爱国这件事的？我有个答案，就是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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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素女经》成为“儿童读经”系列的必要性

2006-08-16T21:05:00.001+08:00

原文

《素女经》是我们传统经书中最好的读本之一，其意义实在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新儒家的蒋庆先生号召并且排列应该通读、背诵的经书时，把如此能够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经书遗漏了，实在是非常遗憾的失误。
　　从儒道的渊源上说，《素女经》不能仅仅视为道家的经书。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候，这儒家与道家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经常有所谓"外儒内道"的现象出现，也证明了儒道确实是相通的。伟大的鲁迅先生也说过，中国的根底大抵是道教。虽然道教与道家不是一回事，但毕竟是一个系统中的东西。
　　从《素女经》的内容上说，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特点。如果我的记忆力没出错的话，《素女经》在指导黄帝先生如何过性生活的时候，经常引用儒家的道德观念来证明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比较重要的思想，就是把男性外生殖系统在勃起时的形象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标准来解读，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并且使黄帝他老人家在过性生活的时候，除了有对于成仙的渴望之外，还对此行为有了进一步的儒教式的道德超越感。说白了就是把这行为从道德上进行了一次合法化。
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素女经》中所谓的"五劳七伤"等描述，是我们伟大中医的手泽。并且在论述"九浅一深"等具体操作的时候，能够联系我们传统文化中五行、星象、经脉等优良的遗产，是我们传统文化集大成的经书。通过学习这本经书，完全可以了解我们的先人在哲学、人体科学方面的光辉成就。
　　当然，《素女经》还有它的不足。比如长期忍精不泻容易造成前列腺疾病、估算受孕期有些失误等。这些小的失误比起蒋庆先生挑选的其他经书而言，实在是太小了。比如说《孟子》开篇就是见齐王（好象是楚王？），在当时周天子还在的情况下，居然不去辅佐正统的天子，而对地方的割据势力大抛媚眼。再比如孔子这个老东西，居然说什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明显是在挑动大家用脚投票，对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真正的背叛。比较起来，《素女经》的失误不过是科学方法上的，而那些经书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　　联系到目前的形式，《素女经》更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我们这里现在掀起了消灭黄色网站的人民战争，黄色网站之所以能够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还不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性教育不够发达？要是《素女经》从儿童读起，树立正确的性生活观念，并且去掉了笼罩在性生活上面的神秘面纱，黄色网站不攻自灭。
　　我在上面说过，《素女经》中把儒教的道德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基于道教成仙妄想的黄帝在道德上取得了足够的自信。虽然成仙终究是不可能的，但道德优势是应该继续发扬的。蒋庆先生一贯宣扬"王道的政治"，自然应该在这种道德优势上体现自己理念的正当性。把《素女经》也选入"儿童读经"系列，让蒋庆先生在"王道政治"的上半身符合道德与传统的同时，在下半身也取得合适的合法性。
　　鉴于以上的论述，我强烈建议蒋庆先生把《素女经》纳入到"儿童读经"的范围，宏扬我伟大的传统文化，正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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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处女的一次宗教活动

2006-08-16T21:05:00.000+08:00

原文

话说在俄国某妓院里，一些妓女们聊天的时候，某当红名妓随口说她还是处女。这当然遭到她的姐妹的质疑：你天天生张熟魏、夜不孤眠，这瞎话说出来谁信呢？该名妓傲然云：我是为某主义筹措经费才来卖身的，精神上还是处女。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她的那些姐妹是不是有过肃然起敬的姿势。不过，关于这点我比较怀疑，估计最多是嘲笑她一番了事，说不定还拿她叫床声音说事儿。想起来这个景象，还真是香艳的紧。
最近，有件事很有意思。有几个中国的基督徒去见了美国的总统布什，白宫的网站上贴出的消息是"美国总统会见中国的人权活动家"。关于这个不好评论，虽然我们都知道美国实行着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没那么容易撇清，至少现代意义的宗教自由必须是有政治保证的，所以说基督徒去见美国总统，只要定位准确的话，自然也没什么错处。除了感觉他们到这个时代还要用宗教来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打基础，多少显得有点白痴外，你还真不能说他什么。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如果不做诛心之论的话，大家见仁见智的讨论一下宗教基础与国情、科学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甚至讨论一下美国总统与教皇的区别也就是了。恰恰在这个时候，上演了一套精神处女的戏法，让前面所有的庄严意义（如果有的话）都成了这次脱衣舞的垫场表演。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在接见的前两天，某预定被接见的维权人选被告知有事找他谈。结果其他几位教徒先把他赶了出去，告诉他说，几个教徒要做个祷告，祷告结束后，庄严的对他宣布：这次是教徒见面会，是宗教性的。你不是教徒，我们通过向上帝祈祷，正式决定你不能参加。估计当时这位很可能有此身何在的感觉，中世纪难道又回来了？
上面我说过，美国是个严格的政教分离的国家，这次美国总统也选择在白宫中他私人的客厅接见这几位人士，似乎摆出的是个宗教聚会的样子。这几位拒绝带那个倒霉蛋同行的理由也是宗教聚会、外人免进。
但这话只好去蒙小孩子。不论如何，白宫都是这次会面的主人，他们说的意思是有可信度的。他们说是会见"中国人权活动家"，就等于给这次会见定了性。如果说这还算一面之词的话，这几位打着宗教聚会的幌子进去的人自己写的对话记录更说明问题。比如其中某人说："这不仅是我们三人的荣誉，也是布什总统对民-主-自-由-事业的支持。"另外一个某人又说："我们向他介绍了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以及成为维权人士的过程。"主客双方把这次会面其实都定位为一次政治色彩的见面。
如我上面所言，宗教与政治本来是不可分的，借着宗教的幌子去行政治的目的也不是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毕竟我们这里的宗教自由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保障。这里面只有两个问题。
其一，既然说是宗教聚会，甚至想用这个理由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做个遮羞布，就不要在洋洋得意的说完自己在宗教聚会上的政治言论以后，一再的强调这是宗教聚会。没别的，就是这POSE不好看，有皇帝新衣之感觉。按照中国话说，这叫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在钢管上都上下盘旋了半天，身上就剩内裤的时候突然宣布自己跳的不是脱衣舞。不是不可以，而是特没劲。
其二，既然知道不是单纯宗教的聚会，然后还要用祷告上帝的方式把自己人排除在外，就跟前面说的那个精神处女一样，脸泛红潮从房间里出来后，马上宣布自己很纯洁。在激烈床战后依然是处女，这容易让人误会你们是著名的口淫犯或者肛交大师。
所以，这事其实就是个假借宗教名义进行的政治会见，如果没有把非宗教的维权人士赶出去的那段，基本可以说没大错，而且也不能证明如下道理：政客都是王八蛋。但恰恰有了这么一段插曲，给这句话加了一个注脚。
之所以这事让我想起精神处女那个故事，主要原因就是这两者都是用一个逻辑说话。精神处女是用某主义、这些教徒是用上帝。正经说，对那个精神处女我还保持相当的尊敬，虽然从心里也觉得她实在是可怜。对这些用上帝的幌子来对付同路人的家伙，连这点同情的心态都不会有。因为用主义做幌子还可以在尘世的法则中进行辩论，但用上帝做幌子，你都找不到对手去说话。成心用上帝做幌子的人，无耻与无聊也正在这里，而他们的可怕之处也在这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失去了探讨的可能。
但即使如此，对上帝我不能说什么，对他们这些人我还是可以说上一句的：从此在我心中，你们已经见上帝去了。说白了就是"你去死吧，王八蛋。"

Technorati : 杂文精神

言说与常识

2006-08-16T18:36:00.001+08:00

原文

转载注：这是一个捍卫常识的年代

很难说作为一个新闻或者评论写作者应该具有的东西应该是什么，从我个人进入新闻这一行起的第一天，我的领导就告诉我"新闻无学，文章无法"。这个论断让我很开心，因为本身就没学过任何关于新闻或者写作方面的知识，所以听说有这样的好事不免喜出望外。
但过了几年以后，觉得这话也对也不对。对的自然是确实没有所谓的新闻学，写作也没有标准可遵循；不对的是，没有标准不代表没有要遵守的基本规律。这些基本规律所支配的表面现象，构成了由文字形成的我们称为媒体的东西。
怎么写
写作这东西没有经验可以遵循，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写作就是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的一个过程。文雅一点说叫做"我手写我心"，白话一点叫做"怎么想怎么写"，如果你不是这么想而偏要这么写，那叫做糊弄读者或者不得已，这种情况将在下一节进行说明。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到过一件事：作者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路过一个当时办的食堂，发现食堂墙上有一个告示，是用半文言写的，文字清通不说，书法也是相当过得去。他很惊讶，问这是谁写的--那时候知识分子很少，基本初中毕业就算中级知识分子了。得到的答案是读过三年私塾的一个食堂管理员。
该文作者感慨自然是免不了的。这个感慨似乎集中在教育效果上，对于为什么能够有这个现象，其实并没有技术分析。我们知道，原来的教育有很多弊端，主要就是在从小就死记硬背、知识僵化等等。但也不要小瞧这种死记硬背的功夫，这个过程中培养的是将来写作最基本的东西：语感。
中国文字很多年其实都是被诵读的，这个读不是默读，而是被念诵出来，并且通过被念诵形成记忆、形成对于文字最初的感觉。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意思除了把这几百首诗的格律、意境弄明白以外，其实主要就在这个"读"字上。潜移默化中所接受的这种音韵的教育，基本上就构成了以后的一种审美能力与文字的感觉。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中文的写作者，他的文字最应该是可读的，是可以读出声音的。如果一篇文章不能被朗读，这文章基本就是失败的文章。媒体上的文章尤其应该被这样的手段进行检验。因为媒体面对的是大众，应该不使用那些很难阅读的语言与句式。应该让所有人都读起来舒服，而这种舒服的感觉来自作者与读者双方曾经共同的中文教育基础。
所以，在每写完一篇文章的时候，小声的读一遍是最好的修改方式。原来很多教科书说，这种方式是为了检查错别字与病句，其实他们错了，这方法其实是在检验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具备基本的可读性。
写什么
作为一个写作者，很难说必须成为某一领域中的专家。因为写作者应该是个生活的观察者的角色，观察生活更需要所谓的"杂家"，而不是某些领域的专家。
但这不表明一个作者能够不了解某事而胡说八道，这种观察者的角色应该让写作者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知识的人。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把事情进行分类，而分类的结果一般来说有三项：政治、经济、人文。专业的科学评论那是专业的事，可以暂时不考虑。
有句老话说的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要具有的言说的常识。常识来源于生活，很多东西不是用高深的理论才能够理解的，而是通过常识就可以进行解读。
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是关于取消农业税的文章。当时国家取消部分农业税，26个省市免除了农业税，大约有7.3亿农民从此告别了伴随中国几千年的一种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税项，而免除的金额大约为2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新闻乍看起来是个好事，而且免除的农民负担颇为不低--如果是从这个200亿元的总数看。
但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按照最简单的除法，我们就知道减免农业税之后，每位农民实际能够得到的利益大约是30元。当然，在城市里30元可能不算什么，在某些地方30元就是个大数。但不论怎么说，这个在城里能够吃两碗好面条的数字还是让人兴奋不起来。
而我们知道，在任何朝代正规的田赋都不是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古代的中国，载于明文的规定，基本田赋大致是10%，上下差不出多少。这个额度的税率，只要不是大灾之年，温饱是绝对有余的。中国的老百姓有口饭吃，基本上是天下最好的百姓，要是按照这个税率执行的话，我们古代的中国就应该是田园牧歌的农业社会天堂。可惜的是，翻看史书的结果，证明我们这里只有很短的时间有这样太平盛世的景象。
　　原因倒是不复杂。上面说顺治教导康熙说，对于天下百姓要"永不加赋"。据考证，这话顺治确实是说过，而且是清朝的"祖制"之一，一直到清朝末年，田赋的比率都没有改变。但晚清的一位学者说过："病国者非田赋也，而在田赋之外。"按照一位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的说法，在晚清年间的实际税赋其实已经高达农民收入的60%--70%："民不堪命"。
　　这说明的东西只有一个：即在正常的国家税赋之外，有大量的灰色负担存在。古代的"徭役"什么的，还是国家正式的"人力税"，其他各种临时或者半永久的税、费、租、赋，构成了这部分灰色的税赋。
 所以，结论就很简单了。农民的负担其实最主要的构成，其实不是并不那么难以承受的农业税，而是其他费用，增高了实际上并不应该很高的赋税。相信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常识或者对于农民现状来判断出，如果仅仅是这区区30块钱的农业税，怎么可能对于农民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出外务工的时候，办理各种必须的证件的费用都要远远超过被减免的农业税，这种变相的剥夺依然还是存在着。
　　免除农业税固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方式，或者说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所谓"富国兴家"，仅仅是减免某些已经没有多少意义的税项是不够的。重要的在于政府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监督与取消农民其他负担，让那些灰色的收费真正被取消才是保障农民收入的方式。并且对于那些给农民进城务工设置的收费项目尽量取消，让农村劳动力最大幅度的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减低农民的负担。
这样的评论，其判断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与数学中的除法。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最简单的东西，把一件事进行很深入的解读。在这里面，重要的不是经济学的公式或者田野调查，仅仅是普通的常识。
当然，常识的积累也有赖于一定知识的提高，尤其重要的是，要建立那种能够形成体系的知识结构。我个人的建议是，能够读些历史、基础经济学、现代政治学的书籍为最好。
如何写
上面说怎么写是说文体的问题，我这里说的如何写，是牵涉到现有的写作环境中，如何进行合适的表达的问题。
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好的写作状态当然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现实生活中肯定不会容许你如此做。我们都知道一个原则，能说真话的时候说真话，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不说假话，而要求说假话的时候最好能不说话。但说真话难，其实不说话也相当不容易。这个时候就考验的是写作者的一种智慧。一般来说，总有不得不进行言说的时候，我个人的处理方法是，把假话说得足够肉麻，让所有人都肉麻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为止。这样看起来很傻，但需要听假话的人其实是不怕肉麻的，他们都比较象丁春秋，对假话有相当高的承受能力。而广大需要被假话蒙骗的人民群众对假话其实是有辨别能力的，不要担心他们分不出好坏。
真话说出来也要讲个方式方法。如何讲真话，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学问。比如说发生过11死9伤的河南宜阳某小煤窑在当地政府的决心下，被炸药炸毁关闭了。同时，这个县的其他几座煤窑也被炸毁关闭。
通过常识判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能够用其他方式生活下去的话，肯定不会去那样的小煤窑去工作。因为谁也不是傻子，知道那地方危险。而既然知道危险还要去那种地方工作，必然有为生活所迫的理由。既然是为生计所迫，煤窑的炸毁关闭恐怕就会断了不少人的生路，因为他们可能要用这种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收入养家糊口。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看起来消除了危险隐患的行为，恐怕就不是那么美妙了。
 但如果直接表达这个意思，除了言论无法被大众接受以外，还将直接导致对于社会的批评，有可能这评论就无法被大众所知。所以，关于这个的评论我是这么写的："一方面人命关天，出了事故后不但老百姓要承受丧失亲人的痛苦，地方官员自己的政纪单上也不会好看；而关了那些不合格的煤窑，很多当地老百姓的生计就大受影响，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我们这里经常出的就是这种怪事。良好的愿望未必能达到良好的目的，最终的后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
　　这事要是仅仅限于把几个小煤窑炸毁，虽然未必完全是好事，也多少能够达到一些良好的目的。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学上的常识。
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只要是有利益可图的生意，就总会有人去干，这话的意思用老百姓的语言就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事情明摆在那里，虽然这些小煤窑关闭了，那些煤可还在地下躺着，那些东西挖出来就是钱。
　　要是我的常识还管用的话，我们这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矿难发生，这种追逐利益的行为就是原因之一。有人为了追逐利益而开矿，有人为了生活所迫而下井，一个完整的交易链条就形成了。而这两种行为几乎都出于本能，用行政手段炸毁几个煤窑要是能管用，早在20年前我们这里就没有小煤窑的矿难了。"
表达是一种艺术，不是在于文字的感染力，而是在于一种技巧--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而言，更是如此。
网络作者与传统作者
网络作者与传统作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开放度。网络是个具有人类迄今为止最开放的精神的地方，如果说技术可以深刻改变我们人类社会文化的话，网络应该是最强的一次。
作为一个曾经在传统媒体出身、在网络天地成名、最终又回到传统媒体的写作者，其实我个人已经不再在乎自己的名字是否能能印成铅字了。一个写作者的命运与使命就是言说，当普通人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的时候，传统媒体是唯一的选择，你只能靠这个渠道让自己的声音放大。但在现在的时代，技术使传播的门槛变得很低，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想说的话。
但这个时代言说的门槛被个人的素质差距弄得很高。我的一个朋友曾说过：这个时代是叫床的声音到处都是，而听墙根的行为倒很罕见的时代。如果你的声音想被人进行关注，就要比别人具有更多的表达方式与思想上的优势。一个是垄断传播途径的传统时代，一个是途径开放但自由竞争的时代，反正都不轻松。
但毕竟网络作者少了一点束缚，更多的是天马行空的自由与想象。有些在传统媒体始终无法得到发表机会的东西，在网络上一纸风行。而且网络世界确实是公平的世界，这个公平是一种起点公平，不代表结果的公平。有些人叫床的声音就是比较好听，很多人到最后还是会去听他们的墙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公平这事不是蚂蚁社会的白痴型公平，而是在智力之间的一种较量。何况网络社会也受到现实社会的影响，现实社会的资源可以带到网络上来，而网络资源也可能到现实社会中换成实际的利益。
网络作家因为少了约束，行文固然是潇洒、痛快，但过于开放的后果是表述方面的不严谨。而传统作家为长期的习惯所约束，如同扎了太长时间的四平大马一样，一旦有人直接用下三路攻击，马上就溃不成军。著名的韩白之争就明显可以体现出这点。
 到底将来是网络作者的天下还是传统作者的天下，这个很难进行衡量。我看可能传统作者更象是庙堂的地位，网络就跟草根一点。将来平分天下是正常的。

解聘教授与非器质性阳痿

2006-08-16T18:36:00.000+08:00

原文

前两天接到某消失于酒桌很久的一个朋友的电话，告知一个消息云：老婆终于怀孕，从此又可以与我们这些酒肉朋友会面了。该人当年是在酒桌上正式宣布戒酒、戒烟的，为的就是生个健康宝宝，当时被我等讥为"封山育林"的典范案例。谁想到这老兄这一封就是一年多，而且两夫妻都没任何毛病。看来这孩子实在是不易得。
今天早上看新闻，发现新闻标题如下：华中师大破除教授终身制，解聘缓聘正副教授54人。新闻云：华中师范大学教师聘任工作日前基本结束。29名长期不在岗、出国逾期和正在调离的正、副教授被解聘，25名正、副教授和2名讲师因未达到规定标准而被缓聘。而且强调说："以前教师职务评聘重在评审，一旦取得职务资格，终身不变。此次改革打破了教师任职的终身制，使教师用人机制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而且这次合格的，聘任"三年合同期满，学校将按照协议考核教师的履职情况，进行下一轮聘用。"
关于学术这东西我是不太懂的，就是知道好象是跟下鸡蛋有那么点差别。一般来说，学术研究的地方对于学者有一定要求确实没错，但与下蛋不同的是，学术成果不是到时候自然就一定会有，而是时间不确定、地点不确定的一种创造性工作。而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规定标准中，学术成果当然是重要的考核项目之一。三年一次聘任，虽然看起来时间上比生蛋要富裕不少，但对于学术成果而言，这种时间上的规定当然是愚蠢之极。
其实这倒还不算最扯淡的事。我那个封山育林的朋友这几天在酒桌上大倒苦水，原因是这段时间不但酒没怎么喝，正常夫妻生活都快被耽误了。本来大家确实是想要个孩子，但要孩子不是夫妻生活的全部。任何时候都把这事放在第一位，弄得毫无情趣不说，精神上差点有ED的危险。
这里我解释一下什么叫"ED"。其实就是俗话里说的阳痿。据说情况分两种，一种是器质性的；一种是精神性的。所谓器质性的属于生理上出了毛病而不举，精神性的自然就是心理有了障碍。完全按照时间表以达到要孩子的目的，据我这个朋友说，就容易形成精神性ED。无他，精神压力而已。双方家长对于抱第三代的渴望，让他们总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就象在夫妻行房时总觉得有人给他们喊"加油"似的，这要能正常才是活见鬼了。
这种考核教授的方式跟我们这里的学术环境有关系。传统上大学有学术自治的权利，学术自治除了学术的独立外，行政当然也要独立才能谈得上自治。我们这里的情况有些不同，校长什么的都是上面任命的。这当然就要对任命自己的人负责，而负责的方法之一，就是多出学术成果。多出学术成果的成果，就是把教授都逼成按时生蛋的母鸡。
但成果这东西跟孩子似的，想要的时候未必就能马上要得了，这要不让这些教授们学术ED才是怪事。当然，我们这里学术水平不高是事实，但还没到ED的程度。可是以后为了饭碗的话，就实在很难说了。
问题是某个人因为精神压力与生存压力而ED了，这个社会还有其他补充人口的办法，一个国家的思想者都精神ED了，等于就斩断了精神的血脉。而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就这么个常识问题，居然还有人可以堂而皇之的论证其合理性，我实在是怀疑这些人的精神是不是已经ED了。不然就是太监扩编，正在打算让正常人都加入他们的行列。

短信评干部与短信选“超女”

2006-08-16T18:34:00.000+08:00

原文

吉林省舒兰市对干部考核出了一招很有时代特色的招数：短信评议当地的中层干部。据报载，今年5月以来，舒兰市所有移动电话用户都接到了市纪委的群发消息：欢迎广大市民发短信，对144名重点岗位中层干部进行"优秀"和"较差"评定。效果好象还不错，据说短信平台开通以来，共收到有效短信5万余条，参与市民达3万多人，占当地城市人口总数的10％以上。
看到这消息，不知怎么马上就想起去年超女短信支持那回事儿。当时一个朋友把我手机抢了去，发了十条短信给张靓影。于是，作为这个手机的拥有者，我很光荣的成为了一盘"凉粉"，虽然在一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她到底长得是个什么样子，但丝毫不妨碍短信服务提供商收我的短信费用。
关于"超女"短信支持这件事我是这么想的：选举社会嘛，虽然短信提供商与节目制作方的心思可能都是用在挣钱上，而支持一个人居然可以发十条有效短信来使自己成为"凉粉"或者"玉米"，有违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但毕竟这些人都站在屏幕上，至少我知道自己选的是谁。这钱花的不算太冤枉。
可是这次舒兰市的短信评议活动从根子上讲，与"超女"的活动还是差远了的。据当地的人士介绍，这被评议的144名干部分布于工商局、财政局、税务局及公检法机关等处。老实说，这些地方都是所谓的窗口单位，确实与老百姓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我们通过新闻还能读出一点其他的味道。
比如我们来用常识分析一下"投票的人数占到了城市人口的10%以上"这件事，就会发现舒兰市实在是座商业异常发达的小城市，因为工商、税务、财政等单位基本都是为商业服务的，而那么多人认识其中的"中层领导"，该城市商业应该是相当发达的。当然，被评议的还有公检法部门的中层领导，但我怎么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拥有大量认识公检法的犯罪分子吧？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普通市民即使与上述政府机关打交道，也不会认识那些"中层领导"，如果没有那么多老百姓认识所谓的"中层领导"，这个短信的发送自然就有问题。而且新闻上没有透露好评多少、差评多少，如果不是报道此事的记者在专业素质上有瑕疵的话，那就是该市没有提供相应的数字。而不提供评议结果的评议，里面到底评成了什么样，就只有天知道了。
其实该市领导也说了，这只是手段之一，只占干部考核的10%。我绝对相信这话，要是拿这个结果评议干部的好坏，基本属于脑子进水。但这里倒有个其他的问题值得考虑一下。
上面我说过，即使在被迫的情况下成为"凉粉"，我还是觉得没什么，因为那小姑娘至少是站在屏幕上的。我如果真想投票给某人，就希望他或者她能站在我能看得见的地方，让我知道他到底做的怎么样。如果不让我看见而去在评议或者选票上画圈的话，除了觉得自己是鲁迅笔下的阿Q外，没有其他想法。
最重要的是，公民的权利如果想要落实，他手里的那一张调查表、一张选票，就是他权利的保证。公民的这种权利不能被所谓的匿名来操纵。我们都知道，在选举或者做某些调查的时候，匿名确实是得到民意的最佳途径。但这种匿名是有其限制范围的，不是通过一个短信平台或者几种技术手段"滤掉部分水分"就能够做到。用短信这种最容易作弊的方式来做这么严肃的事，考核干部就比选"超女"更有娱乐性了。
如果按照舒兰市的这种基本属于糊弄老百姓的做法，谈何"转变职能，提高服务质量，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该市干部语）"？老百姓即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做过点什么，最后还说这种匿名的短信形式最大限度的体现了民意，这不是蒙傻子么？


从光猪十壮士事件，看政府权力的自我阉割

2006-08-16T18:33:00.001+08:00

原文：从光猪十壮士事件，看政府权力的自我阉割
作者：五岳散人

曾经有个电影叫做《光猪六壮士》，说的好象是美国某单位下岗工人跳脱衣舞生产自救的故事。对男人跳的这东西我没兴趣，所以也就没看。据说这电影充满资产阶级恶俗的笑料与盲目的乐观，完全把下岗这种很严肃的事情弄成了闹剧--在我们这里，这要让刘欢慷慨高歌"只不过从头再来"的。
最近我本人亲眼目睹了一次"光猪事件"，但与下岗啥的无关，而且人数增加到了十人。事情是这样：山东某地有个盲人维权人士，被些奇怪的罪名起诉，已经羁押半年了。该案子最近要开庭，所以有一帮人打算去旁听并声援。
第二天开庭，头天晚上十二点到了当地。进入当地后，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跟踪。早上去法院，有没有牌照的车辆跟踪。到了法院门口，拿出摄象机打算拍摄的时候，上来一帮人过来抢夺，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说自己是"老百姓"。结果，我们的摄象机、照相机、手机被抢。110大概四十分钟后赶到，结果那些被指认抢劫的"老百姓"没事，我们被带到派出所录口供。在等110的过程中，当地另外一些老百姓告诉我们，那些人有的就是当地刑警大队的。在派出所等待录口供的时候，我也看见其中一个"老百姓"现在已经换上了警服。最好玩的是，跟踪我们的无牌车就停在派出所的院子里。。。。。。。
当地警察很客气的录完口供也就把我们放了，结果在我们去这位盲人所居住的村子的时候，"光猪十壮士事件"发生了。
为了表示声援，大家身上都穿着特意印的文化衫，上面有那盲人的头像啥的（我没穿，没我这么大号码的）。结果在村子口被四、五十人拦住，在几个人的指挥下，穿这种文化衫的人无一幸免，全部被这些人把上衣扒了下来，大家都光着脊梁。然后有人叫嚣要掀翻我们的车，正在他们用力、而我们在旁边抱肘旁观的时候，忽然有人下命令：别掀了，让他们赶紧走！于是，大家微笑上车。虽然每个车都塞满光膀子的人，但大家只是觉得好笑，甚至没有气愤。
有个小插曲不得不说：当走到一个地方，我有些转向了，于是让车上某人下去问后面跟踪我们的无牌车，要他们头前带路，把我们领到高速公路入口，因为我们要回北京了。他们好象很高兴的样子，马上照办，并一直送我们出了该地管辖的范围。
整个事件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好多人在感慨，这些当地的恶势力怎么跟黑社会似的？这成个什么世界了？但我个人的看法有些不同之处。
要知道，这次事件看起来被抢走了财物，甚至身上溅了些血迹，但从实际上说，当地那些自称的"老百姓"还是相当克制的。甚至他们都没有握拳的迹象。这证明他们是被强烈警告过，对于暴力的使用一定要慎重。而即使他们在制造"光猪十壮士"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克制，绝对只针对衣服。当然，我们这边肯定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
这种对于暴力的克制以及穿上便衣出动的做法，其实明显的显示了一种信号：国家权力已经自觉的把自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约束，按照我一贯的表达方式，这是它自己给自己做了自宫的手术。
这种转变说明，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并借助公共权力的符号（警服等）进行在他看来名正言顺的打压的行为，被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而放弃了这种形式，就等于承认了在道义上的失败，从而把本来自认为可以站在阳光下的行为，自动转成了地老鼠式的行动。
在道义方面的失败，当然是早就成为了一种事实，但这个事实在之前很久都不被失败者承认。一旦承认，再动用国家权力的时候，就是现在的这种状况。当然，这远称不上什么胜利或者前进了多少，只能说是去掉了民间维权身上最不重要的一种桎梏，而就这么一点进步，也是无数代价堆积起来的。
所以，这次即使对方又使用了暴力，但他们也不得不遵循大致说得过去的程序，并且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行动。老实说，他们这种自我进行的阉割我个人是表示欢迎的。因为从这次可以称为标志性的事件开始，很可能将来即使再有暴力，也是这种受到控制的暴力行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遵循合法的程序。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可能在个别事件上会有反复，但总的走向是不会改变的。
程序与法治以及个人权利的确立，基本都会遵循这种路径进行：民间抗争--暴力压制--再抗争--明压转暗压--社会进步。随着面对这种民间压力的国家权力的自宫，空间将越来越大，而前进的幅度也会越来越大。基于这点来看，这次光猪壮士们被迫裸体一次，还是相当值得的。

Technorati : 政府

转贴：看到有人在骂和菜头

2006-08-16T18:33:00.000+08:00

原文地址：

天涯原文

前两天，看见我一向尊敬的孔雀珠玉发文评论《南方都市报》。不讳言，对这报纸有点感情。首先是因为南方报系的缘故，其次是这是一份多少还能说真话的报纸，虽然有时候它的真话说的不彻底。孔雀的评论没什么差池，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评论的。但后面有些跟贴比较有意思，是从言论的角度进行苛求。而苛求某份在现今的环境中尽量说真话的报纸，很遗憾的说，这不叫"春秋责备贤者"，而叫做鼓励炮灰上战场。鼓励炮灰上战场是将军经常做的事，但这事要是老百姓来做，而且你也不打算在后面提供武器的话，这事儿基本就比较扯淡了。
当然，高标准、严要求总是好事，至少你还有被要求一下的资格。没人去要求《人民日报》这么做，因为它不值得这么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孔雀珠玉还是后面应声的人们，至少都是有着良好愿望的。
还有一个事实是要先说的，我也是给这份报纸写专栏的人之一，多少有点屁股决定脑袋的嫌疑。如果有人就这个事实来进行讨论的话，首先我就先劝你就不用往下看了，如果你还往下看并且就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阁下其实大可以先去玩玩撒尿和泥数年后再来，不晚。
由于给这报纸写的专栏在评论版，所以关注的是孔雀对于这个版面的评论。在这个版面的写东西的人里面，有名和菜头者，是网络上没见过面的朋友。孔雀说："我曾经觉得和菜头的文字相当好，文笔犀利，想象纵横，又有点辛辣和小小的痞，但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文字越来越有种乖张和跋扈，似乎觉得天下就他懂得多。随着他的火气越来越大，他的文字却越来越不好看。"
另外，下面有个叫做清风居主人的说："关于中国报纸的评论，曾经一度是湖北人的天下，可惜不断上升的一群小家伙们企图代替湖北人的饭碗，这便出现了和菜头之类的半桶水。骂大街其实也需要本事，如果骂大街骂得无力了、疲软了，就被读者说是不好看，其实他们在骂之前，也掂量过该如何骂，才不会触到当局的神经，这样的评论，自然是太监的声音。"
关于孔雀的评论我不打算多说，只说一点：写时评的人都要有自己的立场，并且相信自己这个立场是站得住的、言之成理的才能写这种东西。要是评论都写得各个方面面面俱到，这不叫评论，或者说这种评论可以到各种党报上去找。基于此种特性，关于和犯菜头是不是更乖张其实是没有讨论价值的。他只是在坚持言说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如孔雀珠玉你是一样的。文字是否好看，请去他博客看看。报纸上、尤其是咱们这里的报纸上能登出什么来，我想大家都心里有数。
对孔雀说的比较温柔敦厚的话说完，往下说的比较刻薄的话是给那个借题发挥的清风居主人的。
一般来说，有两种思考模式。一种是能在大众传播的领域说出点常识就说那么一点，所谓"不可一日不拱卒"；一种是上面我说的把别人当作炮灰的思维方式，在某人觉得自己不当炮灰、或者就是甘心当炮灰而根本就没有武器的时候，这种后面叫嚣的人就开始批评了。
第一种我个人认为是正常的思维，后一种叫做精神病或者装B犯--两者也可能共存于一个人身上，变成其精神特质。比如这位，说什么湖北人当然是扯淡，评论这东西从来不是某省人的天下，就跟骗子绝对不是河南特产似的。要是把这种话都拿出来作为证据，除了脑子进水外，实在不能做其他解释。
至于说后面的"掂量过该如何骂，才不会触到当局的神经"，这要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有的。因为时评这东西基本指向大多是政府，我们这里的政府气量如何大家都知道。谁过的好好的，也不想找过多的麻烦。并且上面我说过，骂过分了，连刊出的可能性都为零，其傻子骂街式的豪言，痛快是痛快了，就是传播范围有限而已。牺牲一些言论而换取更大范围的传播，也是无奈之举。要是连这个都被诟病为"太监的声音"，说此话的人一定象某品牌的洗衣粉一样--奇强。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此人属于比阳痿高一等级之"早泄"范畴。因为如果此人象他要求别人的那样也要求了自己，则该人应该在尚未入港前就烟花四射了--也就是说他现在应该在某地监禁或者被某种形式的看管，抡不到今天在这里发这种议论。当然，我个人无限尊敬这种宁愿早泄也不愿不能一勃的高人。但事实上，该人即未因为其早泄而被踹到床下，又未因为这种早泄而得到这个社会对于这种勇士应得的尊敬，那么，除了这厮是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装B犯以外，还能做何解释呢？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最盛产的就是这样的人，做事他是做不了的，批评就绝对是擅长，而且只要拿起这个武器，准把别人往圣人或者铁血战士上要求，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其正当性。有人跟SB似的，被这种鸟人一忽悠就直接在一个需要有人曲笔写作、渐进改革的时候直接就把自己当了烈士。当然也有人对这种情况看得比较透（不谦虚的说，我本人就是），知道某些人就是这么个"范儿"：出手就是高举高打，不把别人都能成雷锋，他怎么过马路呢？所以，写个小东西刺之，然后就当他透明。
也给这位清风居主人一个同样的建议：想骂和菜头的话，请到他的个人网站上跟他比画两下，如果碰到他高兴，说不定你马上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骂人，保证让你欲仙欲死。

Technorati : 杂文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全文TXT下载）

2006-08-16T18:31:00.0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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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rati : 政府媒体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第二部分）

2006-08-16T18:29:00.000+08:00

何清涟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4期（总第87期）]

　　「编者说明」

　　本报告是作者受"中国人权"委托完成的研究报告，版权归"中国人权"所有。本刊获"中国人权"许可全文刊登，谨此致谢。本刊上一期刊登了"前言"和第1章，这期刊登第2章至第4章，其余章节将于下期刊登。

　　第二章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

　　前述有关法律被中国政府称之为"管理硬件"。但传媒行业每天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局势，仅仅凭借这些原则进行管理约束，确实难以达到滴水不漏的控制效果，所以中国政府还建立了完整的控制管理制度，对新闻部门的管理实行"两条线交叉"管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宣传部[1]对传媒实行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引导传媒对中共政府的政策方针做正面宣传，并对传媒进行跟踪管理与监察工作；行政管理（诸如审批等业务管理）则由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各省新闻出版局负责。这种控制管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手段：1、对传媒实行批准登记制；2、将传媒业纳入党与政府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的政治等级序列里，让传媒业负责人享有与政府官员同等政治待遇；3、建立审查（审读、审听、审看）制度；4、在政府宣传部门确定媒体报导的重要内容时，随时颁布各种禁载规定。

　　通过将工资、住房福利等与政治表现挂钩的制度设置，辅之以思想控制，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在所谓"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也同样能够起到毛时代宣传机器的效果，而且方式更为隐蔽。

　　一、媒体的批准登记制度

　　政府诸项管理职能当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对新闻媒体实行批准登记制，由新闻出版总署（或省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行使审批权。整个程序如下：

　　（1）《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10条规定："创办正式报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确定的、能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

　　（2）报纸要由主办单位经其主管部门同意后提出申请，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

　　（3）经批准后办理注册登记手续，领取"报刊登记证"方可出版。否则，属于非法出版活动，政府部门可以查处取缔。

　　注册登记、主办单位与主管单位制度是中国政府控制传媒的重要环节。主管单位必须是属于党政系统的"党、政、工、青、妇"组织，非此类组织连申请资格都不具备。1993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必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规定主办单位对所办出版单位负有的责任之一是"领导、监督出版单位遵照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办社（报、刊）方针、宗旨、事业范围，做好出版工作及有关各项工作；审核出版单位的重要宣传报导或选题计划，审核批准重要稿件（书稿、评论、报导等）的出版或发表；决定所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发行不发行，对出版单位在出版物内容等方面发生的错误和其它重大问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此外还规定了主管单位对所属的出版单位及其主办单位负有的具体职责。

　　上述规定使私人或民间报纸在中国绝无创办的可能。从中国政府的政治实践来看，私人办报一向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行"，被悬为厉禁。如《湖南日报》的唐荫荪等5人就是因为在朋友间提出过"同人办报"的想法，就被打成"右派"，判处徒刑，10余年负屈含冤，有的则死于非命[2].

　　1978年改革以后，此类"罪行"则改用"阴谋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入罪，不少人因此坐牢，被打入政治另类。2001年3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杨子力、北京广播学院的张洪海、北京师范大学的徐伟和中国地质大学的靳海科等4位青年就是因为创办了一个对外不开放的网站，并在上面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问题而被秘密逮捕，随后被控以"阴谋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被判处重刑。

　　国际社会与中国部分学者曾寄以厚望的2003年"新闻媒体改革"，其着眼点只是减少媒体数量，并未改变对办报必须有主管单位的要求。这份全称为"关于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为"实施细则"）仍然规定，"管办分离指在坚持《出版管理条例》确定的主管主办制度前提下，对报刊管理方式做出的一种调整"。这里的"管办分离"指的"管理与主办分离"，这项规定表明中国政府根本无意对现有的报刊管理方式做出任何有利于媒体生存的宽松调整。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央只保留四家报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与《求是》杂志，而各省则将现由党委主管、部门主办的党刊统一改为由党委主管主办，现由党政各部门所办报刊划转到省级党报集团，并特别规定：政治导向正确、经营状况良好的报社或杂志，也可以由党报集团接管。值得注意的是，该"实施细则"反复强调保留报纸的前提是"政治导向正确"，"5年以上没有违规纪录"，未具备这种资格的报纸杂志，则属于停办之列[3].

　　只要实事求是地阅读这份"实施细则"，就应该明白这次新闻媒体"改革"不是让中国的媒体有一个更宽松的政治环境，而是加紧了党对媒体的管制。

　　二、通过审读（审听、审看）制度对新闻媒体进行全方位跟踪管理

　　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制定了审读工作的规章，其工作规模从1989年以后有所扩大，其主要目的是审查报刊是否"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等。从中央、省（自治区）直至办有媒体的市县等各级宣传部门，都成立了专职"审读（审听、审看）小组"，按级别负责审查其辖区内的媒体。其人员组成如下：由宣传部指定一位官员专司其事，并从社会上聘请曾经从事文化工作或政策研究工作的干部，包括原宣传部的退休干部──选这样的人担任新闻审查工作，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政治上可靠，二是有工作经验，三是因这类人士退休后比较清闲，非常重视这类工作机会。人员多少视该辖区范围内媒体数量多少而定，内部实行具体分工，每人负责审读若干份报刊杂志或电视电台的几个节目，并负责撰写审读（或审看、审听）报告。

　　政府系统的新闻出版部门与党务部门的宣传部之间的审读工作是重叠交叉的，作用在于可以互相监督。如果有些被认为是"重大政治问题"的"错误"，政府系统的审读（审听、审看）员们没有审查出来而又被党务系统的审读（审听、审看）员们审查出来，则被视为失职，轻则警告、重则解聘，最重时还要负相应的政治责任。这种交叉管理造成了审读者"宁可错杀一千，不过放过一个"的从严工作作风，吹毛求疵几乎成了新闻审读中的必然现象。大至某媒体某篇报导的政治导向，小至文内是否出现了错误，包括写错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台湾、香港、澳门是否被称为"其他国家"，而不是"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凶杀案件的现场报导照片是否太血淋淋，让读者觉得中国社会治安有严重问题；某一时期贪污腐败案件的报导过多，损害了党与政府的正面形像；下岗失业工人的统计数字是否太具体；事故灾难的报导太集中于事故本身，而不是多报导政府对事故的关心与解决……等等，无一不在审读范围之内。

　　各审读（审听、审看）员的报告由负责此事的官员定期集中汇编成一篇报告，每月一次通报辖区内各媒体。如有"重大事故"则需要当天通知犯错误的媒体负责人，做出相应处理。比如笔者工作的《深圳法制报》因头版一篇文章排版时误将"国务院总理李鹏"印成"李雕"，当天受到深圳市委宣传部严厉申饬，值班编委与所有责任人均写检查，并被罚款。中宣部的审读报告《情况通报》被称之为"中宣部月评"，传媒业内人士将其看作"黑名单"，被"月评"点名批评的媒体有如被亮黄牌警告，如果被点名次数多了，该媒体则有被取缔之可能。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自90年代开始实行的审读（审看、审听）制度与前苏联有不同，前苏联是发表之前先审查，而中国由于媒体发展太快，数量太多，逐一实行事前审查需要数量相当庞大的审查人员，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负担，从而使建立事前审查制度没有任何可能性，所以只能颁布各种禁载规定，并用事后惩罚恐吓，让媒体高度自律。

　　三、颁布各种禁载规定

　　尽管有上述各种法律规定与严密的审读制度起威慑作用，但中国政府还是担心不能完全达到其"严防死守"的控制目标。因为媒体每天面对着千变万化的社会局势，有些突发事件是全新的，不在中国政府预先设定的禁载范围之类。于是中国政府还经常"根据形势需要"，随机颁布各种禁载规定，并宣称这同样也是为了体现"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类似规定很多，在1990年代以前，这类规定多以文字形式出现，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报导工作的几点规定》（1988年2月6日）等。

　　这些禁载规定十分具体。如《重申几类需经专项申请的选题的通知》（1988年6月）规定，"涉及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涉及党史上陈独秀、王明、张国焘一类人物的"选题需报上级有关单位审批。《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1988年6月）规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辞典工具书"，以及"著作"、"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学作品"等，"原则上不要再安排"出版。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丑恶历史的内容披露于世。

　　此类规定还有《关于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图书的出版加强管理的通知》（1990年4月），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为了防止东欧民主化的消息传入中国，需要严格控制这些国家的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而作的规定；还有《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1990年5月），《中央宣传部关于编辑出版回忆地下斗争读物应当注意问题的通知》（1980年2月15日）等，从文件标题就可以看出其禁载范围。

　　90年代前期，由于国际社会对共产党控制新闻传媒、压制言论自由有诸多批评，中国政府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上述禁载规定从此转入"地下状态"，不再大张旗鼓地用文件形式下达，而是通过电话、小范围会议等"内部传达"的形式通知。这种管理方式被中国大陆一些知识分子称之为"执政党采用地下党的方式管理媒体"。但出版社为了让编辑们记住这些规定，以免"触雷"，有些将这些上级精神印制成出版社的内部文件传达。

　　笔者多年在传媒业工作，知道每周各报都有个例行的"总编办公扩大会议"，各业务部门的主管都必须参加。这种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传达中宣部（包括省与市一级宣传部）最新精神，以及各种禁载规定与处理"犯错误"媒体与人士的消息。笔者在此将前一段时期的"媒体报导原则"大致归纳如下：

　　（1）禁止新闻从业人员给海外（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在内）写稿，尤其是写新闻稿件；一旦发现，严肃处理，直至刑事处理。（2）不要组织跨区域的研讨活动，不要让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中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贬称）异地发表意见，给他们提供舞台和机会。（3）对腐败案件的报导不要集中于一个时期，以免让群众产生"共产党政府贪污腐败问题严重"的错觉；在报导贪污腐败案件时要将重点集中于党与政府痛下决心惩治腐败，而不是贪污腐败有多严重。（4）公安局抓捕坏人的报导多报，杀人的报导少报；案例不要报细节，不要让人借案例攻击党与政府；尤其是有关金融犯罪案件，细节不能报导，以免让其他罪犯从中学习作案经验。（5）天灾人祸的报导必须受到严格监督，避免加剧公众怨恨；在不能避免（即指无法隐瞒）的情况下进行报导时要统一口径，着重报导政府组织救灾活动，以及在救灾活动中涌现的好人好事；不能渲染灾情，不能出现具体数字，所有有关数字必须经宣传部门审查后方予公布。（6）一些敏感时期如每年的"六四"前半个月，不能出现有关政治、经济包括社会新闻方面的负面报导；1999年以后，在李洪志生日的5月21日要避免在媒体广告中出现"祝贺生日"等字句，内容要严格审查。（7）不要过多宣传福利彩票一夜暴富；对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消费，不要过度渲染；尽量不要报导贫富差距这类敏感问题；对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要从党与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出发进行报导，而不要单纯渲染下岗工人的穷困。（8）出版社在出古籍等历史题材书籍时，要注意书中不要出现影射现实的倾向。（9）出版社及报社在出版或刊登有关历史书籍或文章时，要注意有些人为自己翻案；有关中央领导人的传记与回忆录，需要报中央办公厅党史办审批。（10）出版少数民族的书籍要谨慎。（11）对有关社会经济的重大题材的报导，需要事先报有关部门（作者注："有关部门"为中国政府文件中的习惯用语，此处指新闻主管部门）审批；不得发表对中央经济政策进行负面评论的任何文章。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的各种成文与不成文的"宣传纪律"，因为是由党务部门制定，不能称之为"法律"、"法规"，只被称之为"新闻政策"或"宣传纪律"。政府官员与党务官员们在传达"党的精神"时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言论有自由，宣传有纪律"，意即私下口头批评某些政治人物可以算作"言论自由"（不再以私下批评治人以罪，这比毛泽东时代有进步），但登载于媒体的文字就得受"宣传纪律"约束。这些"宣传纪律"不以"法"的形式出现，但它们事实上规定着传媒对新闻的取舍与价值判断，实际所起的作用比前述任何法律、法规、行政性规章都要大得多。由于这些"宣传纪律"的存在，宪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事实上成为子虚乌有之物，甚至被贬称为"资产阶级文化"，成为不能讨论的话题。

　　近两年由于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上述这类规定几乎每个星期都以各种形式下发，几乎不可能一一列举。媒体从业人员最大的抱怨是：只看见颁布规定，没看到取消规定。有些中宣部几年以前颁布的规定，不知道是否仍然起作用？有的媒体报导了某类新闻没出事，而另一媒体报导相同新闻时仅仅因为该地区该报的审读人员严格把关，就构成了政治错误。

　　这里仅列举让公众印象犹新、在2002年颁布的几组所谓的"宣传纪律"：

　　第一组：2002年1月，中宣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通报（下文简称"通报"）批评中国传媒"存在10大问题"[4].这"10大问题"算是中国政府对其管下传媒的"不良倾向"作了一个总体性评价，读者可以从这一"通报"中看出中共新闻控制已经到达无所不至的程度：

　　（1）把关不严。有些报导出现严重错误，例如有报纸鼓动起诉党委。（2）公开报导内部消息，引起社会混乱。例如去年公务员加薪30％、中央领导有关国有股减持的内部讲话等。（3）对重大突发事件任意炒作。（4）公开报导重大疫情，影响社会稳定，例如爱滋病的报导等。（5）民族宗教问题报导不当，伤害民族感情（主要指西藏与新疆两个"独立运动"频发的自治区。（6）追求猎奇，刊登不实新闻，例如江西九江再次崩岸，对灾情有夸大之处。（7）刊登格调低下、庸俗的文章。（8）泄密。（9）随意从互联网上下载新闻刊登。（10）推崇宣扬西方的新闻观、价值观。

　　该"通报"重申，今后各报刊对重大政策出台的报导必须用新华社通稿；涉及中央领导及其亲属的报导一定要送审。"通报"还重申，今后报刊一律不得随意从互联网下载网上新闻刊登，包括从《人民网》和《新华网》下载，也须严格把关。"通报"还对当前新闻报导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作了提示：新闻报导不要授人以柄，无论是正面报导或舆论监督，要注意积极引导，不要因为报导某些问题给人造成口实；舆论监督不要跟着小报小刊走，特别不要跟互联网炒作。

　　这些宣传纪律的最大妙处是所有规定都是大而化之的"原则规定"，其中伸缩空间非常大，让媒体有动辄得咎的恐惧感，其目的在于促使传媒从业者主动"领会"上级精神，加强"自律"。应该说，在这些"宣传纪律"的约束与"杀鸡吓猴"的惩罚下，中国媒体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与改革前10年的80年代相比，越来越与"党的喉舌"角色相符。

　　第二组：2002年"十六大"前夕，中宣部曾以各种名义下发了许多文件、通知，制定了许多相应的守则和条例，告诫媒体要"听话守纪律"，甚至具体列出哪些新闻可以报导、哪些不能报导、哪些报导要跟从官方新华社等，详加罗列，洋洋大观，目的是方便媒体高层和编辑记者遵照执行。与此同时，中宣部与新闻出版局还采取电话打招呼的方式，频频给内地各大传媒负责人打电话，说明一些具体新闻的报导方式。有时甚至一日内数次致电，以致于一些媒体从业者私下抱怨，"最好什么都不做，万事大吉"。这一次规定与以前不同的第一点是："严禁在官方媒体担任编辑记者的党员违反政治纪律，凡刊播违规内容、煽动仇视政府破坏社会稳定、传播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形像、宣扬邪教及境外宗教、反对党和国家重大政策及向境外媒体泄密的党员，以及危害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等等，将被处分或开除党籍，甚至'以后果治罪'。"第二点是中共当局重申中共党员编辑记者要审慎对外交流，凡违反规定报导涉外案件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有关的报导被境外组织利用、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利益，以及向境外媒体泄密者，都将面临处分乃至开除党籍[5].

　　这一"以后果定罪"的办法系1978年改革以来首次提出。这条宣传纪律生效以后，凡当局认为编辑记者的宣传报导"诱发"不安定事件、造成不良后果、引发群众强烈不满的，不论事实如何、文章如何，都将"视同有罪"，照样处罚。从此以后，中国媒体从业人员更加噤若寒蝉。

　　即使是共产党一直抱持容忍态度的"党内不同声音"，也在2002年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受到点名批评。比如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之女婿）2001年12月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了一篇谈宗教问题的文章，认为中国应当修改关于宗教的过时定义。他的立场因与江泽民此前不久在宗教会议上的讲话形成鲜明对比，受到了批评。中共高层重申："为了避免进一步混乱和散布误导信息，类似潘岳这些高级官员的文章应当受到审查。[6]"

　　四、由宣传部门确定某一时期的重点报导内容，对重大事件先"定调子"，统一报导

　　自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唱好主旋律"这一名词就成了中共宣传部门经常重复的工作词汇。这一词汇的具体含义是，由宣传部门下达命令，确定某一时期的宣传重点；涉及重大政策以及较大的政治事件时，为了保持宣传上不出"差错"（即出现不同声音），从中央到地方经常需要召开"定调子"的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如每次党的大会召开，几乎都是在召开前的3个月就开始"吹风"（即由政府部门非正式传达上级精神），规定"一定要宣传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思想统一的大会"等，以及在某一时期就某一重点进行报导时一般应以新华社通稿为准。下面举几个前几年的例子。

　　例一，1999年3月"两会"期间以来关于对"修宪"问题的报导，中共宣传部门非常明确地规定要阐述其正面意义，只谈党与政府对私有经济加以保护，但不能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观念。

　　例二，2001年7月1日以后，宣传部门要求各媒体组织报导全国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的情形，具体说明要在什么版面上进行什么种类的报导，什么时候要发表一些讨论，这些讨论最好是有学术界、商界、企业界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界代表人物"参加，发言内容不能脱离党的精神。

　　例三，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以后，中国政府通过所有媒体宣传"学习三个代表"的活动。即使在SARS流行期间，中国的媒体仍然奉命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三个代表精神"。宣传之泛滥竟然在城市、乡村里引出了这样的标语口号："按'三个代表'精神，商品六折出售！"（上海），"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贵州铜仁）。

　　例四，对"三峡工程"的报导。这是体现中国政府如何操纵媒体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不管中国的民间社会与国际社会有多少反对意见，中国公众却只能听到赞扬"三峡工程"的声音，即使共产党内部的不同声音也照样封杀。如全国人大代表就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表决时，有177票反对，644票弃权，25人不按表决器，但这一结果基本上在中国的媒体上看不到，民众所看到的只是"人大代表"支持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以及一些专家们论述三峡工程伟大意义的专业论文与表态文章。

　　这里有一份由《三峡工程报》报导的一篇题为"中央各新闻单位负责人表示发挥各自优势更好宣传三峡工程"的报导，实为难得一见的"定调子"资料。这篇报导介绍了一次典型的为"宣传三峡工程"而召开的"定调子"会议。该会由中国政府主管新闻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新闻办主持，有负责对外新闻发布工作的外交部新闻司、主管有声媒体的广播电视总局参与。参加会议的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新闻社、《科技日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中国电力报》、《中国水利报》。中国最高行政级别的媒体几乎全部列席。"东道主"是主持三峡开发移民工作的中国三峡工程总公司，该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副总经理李永安、王家柱、郭涛全部到会。下面摘引一段该报的记述，通过这段记述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新闻报导"定调子"的操作方式：

　　2001年10月26日至29日，第三次三峡工程新闻宣传座谈会在三峡坝区召开。会上，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一致认为，三峡工程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形像工程，所有的新闻单位都应发挥各自的宣传优势，责无旁贷地向国内外全方位宣传报导三峡工程。……

　　中国三峡总公司经理陆佑楣针对国际社会对三峡的批评说，"过去9年的建设实践证明，三峡工程投资不是'无底洞'，建设工期不是'马拉松'，工程质量更不是'豆腐渣'。三峡工程是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建设的理性工程，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和几代专家智慧的结晶"。

　　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说，"许多国外媒体对三峡工程还缺乏真实的了解，外交部新闻司将在适当的时候组织国外媒体来三峡工地考察采访，让外国记者更多地了解三峡工程的真实情况，借助这些力量加强对外宣传。"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的代表们认为，三峡工程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最好例证，都表示要进一步加大报导力度，寻找最佳角度，集中精力宣传好三峡工程各个施工阶段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的代表们表示要继续发挥各自的媒体优势，抓住国内外受众关注的问题，释疑解惑，精心组织策划，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工作。要从三峡工程的常规性报导中进行归纳、提炼和升华，进行深度的宣传报导，让世人全方位地了解三峡工程。

　　科技日报、法制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电力报和中国水利报的代表们表示，对三峡工程建设中的技术、科技、设备、质量等话题的报导，要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组织解释性和经验性的报导。[7]

　　这篇"新闻"稿里所使用的"释疑解惑"、"解释性报导"与"经验性报导"，其实就是向公众灌输中国政府官定版本"新闻"的说辞，而并非报导事实真相。"释疑解惑"的重点在于针对国际社会的"谣言"："经验性报导"的重点在于从"正面"宣传三峡的建设经验。

　　自从1989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以后，全世界只有中国、北韩等少数几个专制国家还有能力做到"统一舆论"。能够象上述报导中那样服从政府领导的传媒，自然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传媒，而只是"党的喉舌"。

　　五、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政治教育与思想控制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因邓小平当时有为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辩护的必要，曾短暂地放开过一段新闻管制，在那段时期关于放宽新闻管制、要求尽快立法保护记者采访权及人身安全等议题都被提上日程。但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整个情形为之一变。此后中国政府确立的策略是"收紧"，几乎每年都要以各种形式强调新闻管制──官方的说法是要"弘扬主旋律，维持社会安定"。

　　目前中国有近200家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研究社团，40多家公开发行的新闻专业期刊，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专著已达2，000多种，但其主要作用无非是论证中共的新闻管制如何合理，即"新闻理论研究要为新闻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持[8]"。例如，由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的《新闻战线》杂志所起的作用就是对媒体及从业人员进行政治指导，这些政治指导通常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出，如1993年第5期评论员文章"认清目标，把握方向"就为以后中共的宣传确定了4个"有利于"的方向：

　　"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繁荣新闻事业；有利于推动新闻宣传更好地密切联系群众，反映实际；有利于促进氓|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建设。"该文的具体阐]是："在新闻工作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是要遵循新闻规律，对各种新闻媒介实行分级负责，分类指导，宏观上进行有效的舆论调控。各类、各级媒介，都要力求办得各具优势，各具特色。但是，在国内重大原则问题和重大对外方针问题的宣传上，一定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打什么'擦边球'，不能搞什么'多元化'。新闻改革，就是要有利于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不是削弱这种领导，更不是摆脱这种领导。"

　　为表示中宣部对此文的重视，《人民日报》1993年5月6日专门发表文章推介此文，与此同时配发内部文件下发各级报社。这种文章几乎年年都要不断重复，所谓"全国新闻学术年会"也不过是重复政府的这种老调。久而久之，中国的不少新闻从业人员养成了高度"自律"的习惯，总是以党和政府的要求作为媒体必须遵循的原则。以2001年"中国第四届新闻学术年会"为例，整个会议所有的发言都是谈要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为党与社会主义服务。如果仅仅从新闻学术年会讨论的内容来看，人们无法弄清楚这到底是新闻学术年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也无法弄清楚这些与会的"专家与学者"是否具有关于新闻传播媒体的专业知识。他们即使是专门谈论新闻改革，所议的也还是如何坚持政治上的正确性，紧跟共产党的宣传纲领走，而不是真要朝向"新闻"本身应该具有的独立性、真实性走[9].

　　六、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控制：传媒的行政级别与传媒负责人的任命

　　上述控制手段主要集中在对媒体的组织控制与思想控制方面。但如果仅仅只有这些控制手段，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还是不能达到"铁桶"般状态。中国政府之所以能让媒体"听话"，还因为政府对传媒从业人员采取了政治、经济的双重控制手段，即参照政府组织架构将传媒纳入中国政府的事业单位系列，为传媒进行"行政定级"；同时将传媒从业人员纳入公务员系列，按"干部标准"定级，从业人员的各种政治经济待遇，如工资、医疗、住房、外出旅差费的报销等级都与干部级别挂钩，他们按"秘密"等级阅看"内部文件"的"政治待遇"也按级别挂钩。中国政府从多年来的政治实践中发现，这种与人的基本生存直接相关的双重控制特别有效。

　　1.传媒的行政级别与干部委派制

　　中国媒体被定义为"党的喉舌"，用中国的行政用语来说是属于"差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10].媒体最初的开办资金与日常运作资金（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用等）均由政府财政供给，所有人员也是按干部编制配置，工资待遇参照公务人员的同级别发放。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共的政治系统中，一家传媒（报社、杂志、电台、电视台等）的政治地位高低并不是由其发行量、社会公信力、影响力等社会声望因素决定，而是由传媒的行政级别决定。比如，在中国影响力很大的《南方周末》，它隶属于《南方日报》社；《南方日报》社在最近由中国政府发动的成立"报业集团"的活动中更名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属于"正厅级"（相当于军队中的师级和中央各部委的司局长级），那么其子报"南方周末"则相应地低一阶为"正处级"，与直辖市城区所辖之街道办事处同级，比省会城市所辖的街道办事处（副处）高半级。

　　中国的党政官员有其一套严格的等级系列，所有的事业单位负责人的任命均参照这一等级系列。媒体中等级最高的是《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前身是《红旗》杂志）、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这些媒体的负责人是正部级，由中共中央领导人挑选，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宣部联合审查，最后由中组部任命。由于中国政府一向将宣传工作（思想建设）列为与组织工作（干部的任命与使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几个位置的官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有着极其特殊的位置，较其他同等级文职官员的地位与影响力要大得多。

　　其他传媒的负责人根据其级别不同，由各级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委的组织部委派。处级以下干部由本单位考察任命并报人事部门备案，人事部门根据报审材料批准任命。处级及此级别以上的传媒负责人则必须由党的组织部门考察合格后，再报送人事部门任命。组织部门与人事部门任命媒体负责人时，必须就媒体负责人的"政治可靠性"征询当地宣传部门的意见。传媒负责人这种产生机制，使得他们无需对媒体的公信力负责，而只要对上级领导亦即党的领导人负责，因为后者对其工作是否满意，才是媒体负责人能否保住位置并得到升迁的唯一前提。

　　在中国，媒体的一般从业人员也必须有良好的政治纪录，如果因为报导犯规，会视情节轻重受到处罚；行政惩罚中最重的是解聘并在档案中记上一笔"该员不适宜从事文化传播事业"，有这一条记录，该员从此再也不能在任何传媒及文化单位找到受雇机会。这是中共政治文化中"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一原则的贯彻。

　　根据2003年"实施细则"的规定，报刊的主要负责人仍然需由政府部门任命；传媒的行政级别非但没有取消，反而因为党报集团的地位提高而得到强化。多年来，党报因其呆板说教的面孔而受到读者冷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次"实施细则"停办了许多"政治导向不正确"的报刊以后，党报减少了许多竞争对手（见"实施细则"第一条与第二条）。

　　2.传媒行政级别在中国的现实作用

　　传媒论行政级别排定座次，在民主国家是非常荒谬的事，但在中国却是政治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对政府官员还是对新闻从业者来说，行政级别在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很实际的作用，只是对不同的人起的作用各不相同而已。

　　对政府官员而言，行政级别最大的用处是可以用来抵制新闻舆论监督。对于级别不同的新闻单位的记者，地方官员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待。中央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在各省均有外派记者，这些记者本身负有监督地方官员的职能，到全国各地对地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从无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因此对这两个新闻单位的派驻记者采取"亲和"交往方式，尽量为他们提供各种生活与物质上的便利，如免费提供住房、逢年过节送"红包"等，诱使这些记者对地方政府多报好消息，少报坏消息。大多数中央级报纸驻各地的记者站对于此中利害关系了然于心，很清楚应当如何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一般会守着一条对当地政府和自己双方有利的界限，经常采写一些表彰当地政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息，间或发上一两条打打"苍蝇"、并表明当地政府"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新闻"。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熟悉《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人士说，早在私人轿车还是稀罕物的9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宿舍大院里就停满了各种牌号的私人轿车，这当然不是依靠工资购买的。对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因为它不是派驻地方的新闻媒体，地方官员平日无法进行感情投资，就只能采取其他的方式"对付"。

　　由上述情况可见，传媒的级别高对于开展舆论监督有利。比如一些省报主办的都市报当初就是因为省辖市的官员管不着它们，抢了很多省辖市的传媒不能发的新闻而赢得市场份额的。例如，1998年4月，深圳市妇儿医院使用伪劣注射器，导致120多名儿童与妇女发生严重感染；但深圳市政府借口"保护特区形像"，不许当地任何媒体就此事进行报导，法院在审判时也明显偏袒医院；深圳特区共有大大小小10多家报纸与2家电视台，以及十多种新闻类杂志，竟对此重大事件缄口不言。患者们曾长达2年投诉无门，此后只得诉诸于广州的省级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两家报纸于是利用深圳市政府无权管辖它们这一有利位置，将此事曝光。深圳市政府大为恼怒，但无法制止这两家媒体的报导，最后只得找时任广东省委副省长的黄丽满（江泽民在机械部工作的同事、深圳市前任副市长），请她出面制止《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等报纸的穷追猛打，有关此事的报导才被迫偃旗息鼓，但深圳市政府也不得不命令法院审判时稍稍调整判决内容[11].

　　对于本地管辖的传媒，地方政府官员一个电话，一声口头招呼，就可以让它们报什么不曝光什么，这叫"官大一级压似泰山"。例如，河北省电视台曾以"无极之路"、"无极之光"等电视专题片，宣传河北省无极地区这个"经济发展典型"，结果该地竟成为各地争相报导的典型。但后来这个"典型"被中央电视台记者以"偷拍"方式揭露，原来这里所谓的"经济发展成就"其实是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假药集散地[12].

　　2003年1月，重庆市政府要求市内各系统和部门都要设置专职的新闻发言人，目的是对外发布新闻时做到"统一口径"（统一按官方给定的说法进行报导）。重庆市政府采取这一新措施的理由是，有感于过去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尺度发布市内新闻，影响重庆市的对外形像[13].

　　深圳号称"改革开放的前沿"，但由于深圳市政府极为严厉的传媒管制措施，深圳所有的报纸都面临广州同行的嘲笑，认为没有资格被称为"媒体"。除了广州媒体犀利敏锐的特色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目前这一优势也正在丧失之中），中国的政治让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中国绝大多数地方传媒其实只能起政府"帮闲"的作用。

　　对于辖区之外也就是各地政府无法控制的外地传媒，各地政府均持此不成文规定：按上级规定，外省兄弟传媒要来采访，需持有当地新闻主管部门的介绍信，否则各单位均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采访，乃至出动警察对记者围追堵截，并对外地媒体的主管者致电兴师问罪："你们那里就那么干净，无事可曝了？凭什么插手兄弟省市？""兄弟"之间自然和为贵，于是，各地政府都各自约束辖下传媒不要"四面出击"惹是生非。比如，《南方周末》因为经常报导其他地方的腐败案件与事故，引起了其他各省的严重不满，每年3月各省省委书记、省长聚在北京开会，其他各省负责人总是异口同声地质问广东省委负责人："你们广东省就没有腐败，为什么不报导你们自己的腐败，只抓住我们的事情？你们怎么象美国一样，想当世界警察？"

　　2000年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市发生了一件惊动全国的案件。一位依靠抓当地干部贪污腐败把柄而控制当地政务、号称"老太"（太上皇之意）的"地下组织部长"，被当地的纪检会书记揭发上报；但浙江省政府因此案关系到许多上层利益，下令当地媒体不得就此事进行任何报导，并紧锣密鼓地疏通中央有关部门，想将此案压下去。《南方周末》驻上海记者杨海鹏曾采访此案，却因中共中央组织部命令广东省委宣传部给《南方周末》下令，不得就此事进行任何报导而无法发出稿件。后来笔者协助他将此案件披露[14].

　　对于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传媒从业人员作过如下总结：一是上级新闻单位监督下一级单位相对容易些，如中央级新闻单位从事"舆论监督"工作相对容易一些；二是领导开明的地方，舆论监督相对容易，反之则很困难；三是打"死老虎"（已经被中国政府列为贪污腐败之列的官员）比较容易，打"活老虎"（仍然在位的官员）则相对困难；四是打"苍蝇"（级别低的小贪官）相对容易一点，打"老虎"（级别高的大贪官）难一些。事实上，尽管共产党在口头上一再强调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但在绝大多数地方与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个哄哄公众的口号罢了，连"焦点访谈"这种级别最高的"舆论监督"在履行监督功能时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记者固然可以列举法规的某一条证明自己的采访合法，但现实中的惯例却是，这篇报导本身可能就在报社部门负责人多年养成的"自律"惯性作用下被"枪毙"，连见报的可能性都没有；批评报导即使见了报，哪怕完全符合事实，但由于报导不符合宣传部门的意图，仍然可能被指责为"社会效果不好"；判断"社会效果"是好是坏，不由记者和媒体决定，而是由政府宣传部门说了算。如果一个记者总是"犯规"，最后的结果就是上级部门做出结论："该记者不适宜在新闻出版部门工作，予以解职。今后任何新闻部门不得录用"。已有不少记者受过这类处罚，本报告第5、6两章将专门分析中国记者坚持讲真话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3.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看中国当代传媒的处境

　　"焦点访谈"是中国头号电视大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黄金时段节目，由于朱镕基总理曾多次表示，他最喜欢看的节目是"焦点访谈"，这个节目一度名声大噪。更由于"焦点访谈"栏目并无记者派驻地方，通常是由别人提供新闻线索，所以每当"焦点访谈"栏目提出要到某地采访时，该地的地方政府官员就非常紧张。即使"焦点访谈"的采访人员悄悄去当地采访，节目的播出也会受到很大干扰。《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焦点访谈"节目受到的干扰。该文章特别有趣，兹录之如下：

　　北京新闻界的人都知道，中央电视台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向"焦点访谈"节目反映情况的；还有一个，是住在北京各宾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向"焦点访谈"节目"公关"，不要播批评他们的片子的（经向"焦点访谈"同行确认：至少有70％的片子播出前被"公关"，其中不少"公关团"在记者刚到采访地就出发了──编者）。

　　今年，"焦点访谈"播发的批评报导比以往都多，比以往都狠，所以两个队也比以往排得都长。

　　光说后门排的这队。他们和前门队伍里的人们，其急迫心情都是一样的──一个急切地想播出，一个急切地想不播。

　　不一样的是双方的身份和条件。后门这队里的人都代表着组织，在很多时候还不仅是一级组织。譬如说"焦点访谈"拍了某一个村的坏事，上北京来活动的可能同时就有这个村所在县、地区和省几级党委、政府的人，偌大一支"上访"团体。因为是代表组织出差，并且是出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差，所以住豪华宾馆、请豪华宴席都是"正当防卫"。

　　这些都是排在前门队伍里的人所没法比的。尽管前门队里人手里拿的，往往是盖着几十、上百名群众红手印的上访信，但他们也仍然只是些个人。从可信性来说，一级组织肯定比一群个人更让人放心。即使不论公关能力，住在宾馆的人们也具有天然优势。

　　两队之间物质条件的差异可以免谈。前门队里，打动"焦点访谈"的最重要武器也不过是眼泪，后门队里人们则往往携带有昂贵的"土特产"和数额不小的现金。

　　另外就是陈述理由。由于"焦点访谈"录像为证的特点，指责他们失实不太容易，所以只能讲别的。先得说当地党委政府对"焦点访谈"记者所拍的问题是如何重视，"××书记、××市长亲自……"如何。然后讲当地"安定团结的局面如何来之不易"等等。有时还要加上"我们书记刚刚调来不久，我们政府刚刚换届"之类。

　　常常听到有关领导私下议论，说那些自称个人利益受到伤害、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的人压根儿就不是好人，一贯地惟恐天下不乱等等，不知他们是不是也敢当作一条理由到北京去正儿八经地说。

　　除陈述理由之外，也千方百计找关系。老乡、老乡的同学、同事、战友、亲戚，在本地挂过职的中直（即中央直属机关）干部等等。

　　一般来说，直接住进北京宾馆进行活动的，还都是些具体办事跑腿的人。在他们进京之前或者同时，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干部往北京打电话，找组织或者熟人疏通。这些打电话的，有一些就不一定比中央电视台台长的官小了。至少，他们所找的，都是他们认为能在某一方面制约着或联系"焦点访谈"的人。至于那些接电话的人，到底是不是真跟中央电视台、跟"焦点访谈"有关系，有关系又是不是真的肯给他们打招呼，打了招呼又管不管用，是另外一回事。

　　有的地方高官，甚至公开把阻止"焦点访谈"播本地片子的职责揽在自己身上。"'焦点访谈'如果上你们那儿采访，马上告诉我，我往北京打电话！"

　　之所以对"焦点访谈"格外肯下功夫，据我从一些党政干部们那儿了解，主要是因为很多中央领导都注意看这个节目。江总书记、朱总理就"焦点访谈"报导的事件做过几次具体指示以后，就更是如此。至于这个节目的普通观众多少，倒不是主要因素。晚报、都市类报纸的普通读者也都不少，在那上面登一点儿批评稿，他们就不是特别在乎。重要的是，自己地皮上出的坏事，不能让中央领导知道。

　　中国目前优秀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发行量上百万份，上面的批评报导很多，其中有些报导，其深刻程度远不是电子类传媒所能够达到的。但有关的干部们绝不会象对付"焦点访谈"一样，花那么大的力气去阻止它报导。至少出面"做工作"的官不会那么多、那么大。

　　这些被"访谈"过的干部们，还有很多没被"访谈"过的也在内，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取消"焦点访谈"。因为"焦点访谈"标志着监督的存在，标志着舆论的存在。"焦点访谈"是喉咙里共同的鱼刺，没有才好，化成软面条暖胃更好。[15]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读出不少信息：第一，地方官们并非真在乎什么"舆论监督"，而是在乎上级领导的"印象分"；政府官员们除了上级领导的好恶之外，所谓"民意"之类的，什么都不在乎。第二，政治力量干预媒体无所不在。第三，中国的腐败渗透到新闻领域是公开的事情。

　　"焦点访谈"节目就这样非常困难地生存了一段时间，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并不由他们决定，完全要看地方官们运动中央官员的"能量"。在中国一首广为流传的讽刺新闻界的民谣说："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民谣的问世，竟是北京同行们编出来讽刺名震一时的"焦点访谈"节目的。至于那些关于地方官们花钱买"焦点访谈"节目"不播报"的消息更是在坊间广为流传。从这里可以想见，在中国所谓的"舆论监督"作用到底能有多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年情况正在发生更恶劣的变化，不论哪一级传媒进行舆论监督都会遇到困难，甚至需要记者冒生命危险。地方官员为了"捂盖子"，总是下令辖区干部群众不经他们批准不得接受采访，并且经常动用警察、保安封锁现场，甚至纵容黑恶势力与记者作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出了一本书《CCTV（中央电视台）偷拍实录》[16]，生动地讲述了他们从事新闻调查的惊险历程，其实那里面的采访并不涉及级别较高的地方官员与黑恶势力。《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曾载文谈《人民日报》记者报导南丹特大矿难的经过，讲述这些记者以便衣警察"武装保驾护航"的方式，冲破重重阻碍，揭露这"一起'官、矿、黑、恶'相互勾结，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隐瞒的特大矿难"罪恶铁幕的感受。如果不是这些记者有着《人民日报》这一特殊政治身份，不可能设想会有便衣警察配合协助他们完成这一采访任务。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人民日报》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们报导一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新闻，尚且要遭遇如此之多的困难，普通媒体的处境之困难可想而知。

　　第三章"内部文件"与信息保密制度

　　在开始介绍本章内容之前，先得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建立"内部文件"制度，这一"内部文件"制度如何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府的"内部文件"。中国除了政府、军队等必须使用大量保密文件之外，还有一种其实只是供中共党内特权阶层阅读的信息，称之为"内部文件"。本章分析的就是这类为特权阶层提供信息的"内部文件"。

　　如前两章所述，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并"按照党的需要"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信息，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有许多其实是混杂了部分真相的谎言。但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往往被政府过滤了，这就导致公开资讯的严重匮乏，中国很多民众不仅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是不完全与不正确的，甚至对国内（包括就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发生的重要事件也要依靠外电报导才能知道，这就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依靠"小道消息"来获得可靠信息的国度，所有的中国人养成了对小道消息津津乐道的习惯，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知道在中国"小道消息"比政府提供的公开信息更可靠。但为了让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必须让政府官员这些"内部人"得到比较准确的消息，以掌握这个庞大国家的真实情况，于是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内部文件"（又称"秘密文件"）制度与无所不包的信息保密法规，以弥补公开信息不足而引起的麻烦，于是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新闻，都被中国政府当作"国家机密"，以"内部文件"的形式提供给官员阅读。

　　将新闻当作"国家机密"对民众进行封锁，是中国政府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实行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正如中国政府一再宣称的："我们维持政权，依靠的就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笔杆子"指的就是包括新闻传媒、教育在内的文化管制。

　　一、中国的秘密文件制度

　　1.类别

　　按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划分，中国的秘密文件可分为三大类别：

　　A 、正式文件

　　这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发出，对下级单位有约束力的指示、规定、通知。其中最具权威性的是中共中央文件。

　　B 、动态简报

　　党政军领导职能部门发出，对上级汇报情况，对下级指导工作的简报通讯。在新闻系统最有名的是中宣部的"月评"──《情况通报》，主要内容是公布对违规媒体的违规事由及处罚决定，成为中宣部控制新闻媒体的一种动态管理方式，主要作用是提醒中国大陆各传媒不得逾越宣传纪律，起到阻吓作用。用中国政府的行话来说，就是促使传媒"自律"。

　　C 、参考资料

　　级别稍高一点与规模稍大一点的新闻单位（党报、政府报）发出。按照新闻纪律，媒体认为不利于党与政府形像，影响社会安定团结、不便见之于公开报导的事件，如贪污腐败、社会骚乱、包括一些涉及面大的商业诈骗等均在此列。一些有责任心的新闻记者历经艰辛采访而写成的报导往往被打入此列。这种内参一般只印发几十份，供领导与有关部门"参考"。其中最具权威性且影响大的就是新华社编写的三种内参资料。

　　A 、B 两类可以归于政府工作范畴，但"内部参考资料"的作用则与新闻相近。换言之，"内部参考资料"可以定义为经过严格过滤，只能让党与政府官员按照政治级别阅读的社会新闻。这种制度完全剥夺了中国公众最起码的知情权。

　　2.秘密文件等级

　　按照《保守国家秘密法》第9条规定，中国列为"国家秘密"的材料分为"绝密"、"机密"、"秘密"等三个级别，加上只允许中国公民阅读的"内部材料"，总共为4级。在《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的第2章中规定了确定密级、变更密级和解密的具体政府部门与每一级政府部门的权限。

　　在中国行政区划的主要层级上，都设置了共产党系统的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系统则有人大、政府、政协；军队系统则是军区（有大军区与省军区之分，省军区接受大军区领导）。这6套机构及其直属的百多个职能部门都发出各种各样的正式文件（包括文件、通知、复函等），领导各自系统的工作。

　　秘密文件等级与中国的政治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是：省、地区（省直辖市）、县；政府机构的等级序列是部、局、处；军队系统是军、师、团。由此决定的干部级别分为几大等级：省部军级、地局师级、县处团级。文件则相应分为"省军级文件"、"地师级文件"、"县团级文件"。等级越高，获得的内部资讯越"机密"。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种秘密文件中最具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为例，中共中央文件传达的是中共最高层领导的旨意。其发布程序是：根据中共中央领袖的指示，由中央党政部门起草，中共中央办公厅定稿，中央书记处审批，总书记（原来是党的主席如毛泽东）签发。中央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领袖讲话和政策指示。这是中央文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中共领袖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改革以来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许多讲话，被视为推动中国各项工作的重要指示，其发布之初，都是以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如邓小平1980年关于政治改革的著名讲话，当年曾以66号文件下发至县团级[17].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中共中央文件"比法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如果在文件与法律有冲突的时候，往往会按照文件办事。因为"中共中央文件"六个字用红色印刷，故称之为"红头文件"，亦简称为"中央文件"。

　　二、作为政治特权的"内部新闻"

　　因为本研究报告只分析新闻控制，所以在诸多"秘密文件"中，只分析在中国政府新闻管制体制下，由新华社"国内新闻部"的第二编辑室与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辑，主要在共产党内部起到新闻传播作用的几类文件：

　　1.《国内动态清样》（新华社编）：登载国内突发重大事件和党内高层重要建议，每天1至2期，每期一个专题，少则2至3页纸，多则5至6页纸。这一类别的秘密文件级别较高，最初是以"绝密文件"发至中央领导和部长级官员，80年代以来扩大到省委书记和省长（正省、部级），是共产党高级干部及时得到国内信息的重要途径。俗称"大参考"。这种文件有定期回收制度，遗失者需要承担政治责任。一般来说，泄密的可能性不大，最多只是由有权观看者口头传播，其文本很难流失到海外。

　　2.《内部参考》（新华社编）：刊登国内大事和重要言论，每周2期，每期40至50页，信息量较大，以"机密文件"发至"地师级"，是中共党内中、高级干部取得国内秘密资讯的唯一正式渠道，俗称"内参"。比如1992年8月深圳市发生的"8.10新股抽签表事件"，由于不准见之于媒体，即以内参资料发表于《内部参考》上。

　　3.《内参选编》（新华社编）：20世纪80年代中期，应中国政府基层干部要求而创刊。从上述《内部参考》中，选出部分内容，每周一期，每期30至40页。以"秘密"级发至"县团级"，后来乡长、镇长、科级干部与部队中的营级干部均可阅读。到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创收"的需要，再加之确实无秘密可言，故此允许副处级干部（含此级别）以上私人订阅，而且不再需要定期回收。

　　上述3种内部刊物之间有几个明显差别：一是时间快慢的差别，二是内容详略的差别。如某地发生骚乱，供报纸电台公开发表的"新华社新闻稿"（有"一线"、"二线"稿之别），可能根本不报导，或者是待事件平息很久以后在报导其它事件时才提上一两句，而且多为称赞当地政府官员稳定有方的话语，但《国内动态清样》上当天就得发上一篇内容详细的专稿，详尽报导事件的全部情况，闹事者的"反动言论"和"无理要求"，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等等。《内部参考》则会在一周内，比较详细地报导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始原因。《内参选编》则可能会在第二周简单地介绍一下事件的经过，在披露真实原因方面不会象前两者那样直白，尤其是牵涉到政治方面更是如此。比如1999年广东省韶关一银行破产，引发储户挤提事件，《内参选编》就只有简短一段消息提到，还是在央行领导要地方银行注意规避金融风险时要将此事引以为鉴。但刊发在《内部参考》上的文章，则比《内参选编》上要详细得多。

　　4.《内部参阅》（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内部参阅》属于秘密级，并不刊发新闻性稿件，主要刊发政策性建议的"理论"文章与一些调查报告。这些属于理论探讨性的文章有些因涉及敏感问题，比如谈到当前社会公众对腐败的不满，农村基层组织的实地调查等等，一般还包括写作者的一些政策建议，下发至县团级单位，属于县团级（处级）的企业也可以订阅。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该《内部参阅》鼓励副处级（含此级别）以上干部私人订阅。

　　其实，仔细阅读这些所谓"内部文件"，就会发现关于社会经济的"内部新闻"，主要是中国政府垄断信息来源并对信息实行严格过滤的产物。在民主国家，社会经济方面的新闻，无所谓"内部"可言。比如报导某地农村宗法势力强大、村民选举选掉了政府内定的候选人，某地区成了某项商品的集中制假之地，某地某官员贪污等等，其中有情报价值的东西不多，披露这类信息本应该是新闻部门的职能，但在中国却因严格的媒体管制，阅读这类本属于公共信息的消息，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

　　近几年来，网络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中共的信息垄断制度，这些"内部参考"之类的作用日益递减，一些属于"秘密"级的文件已经不在回收之列，许多个人都有收藏，一些单位也不再焚烧，而是将其作为废纸处理，因此第3、4两类"内参"资料甚至在一些废品回收站都可偶然见到。

　　目前中国政府并无意改变新闻保密制度，上述注有"秘密"字样的材料若被带往境外或者由不符合级别的中国人个人收藏，往往还被控之为"泄露国家机密"。2001年李少民、高瞻一案中所牵连的深圳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副教授时宪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两年，就是因为他将一份1993年的《内部参阅》（人民日报总编室编）交给了李少民。

　　正因为中国政府出于控制言论的需要，尽可能地将一切本应该公开的信息作为"秘密"文件或"内部文件"处理，并经常因政治目的任意扩大"国家机密"范围，甚至将一些根据"保密法"规定已经解密的文件重新加密（如香港徐泽荣一案就是如此[18]），将中国公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入罪，从而导致中国公众心惊肉跳地将一切政府文件都视为"国家机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无法分辨应公开文件和"国家机密"的民众有时会闹出"中国特色"的笑话。例如，2002年12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曾登载一篇署名为"章文"的报导，称广州市政府将公开政府信息，把政府公报与各种部门公布的条例与法规性文件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安徽省的人民政府公报也将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这位作者据此评论：这"也许预示着一场行政革命正在中国悄然发生着"。这位记者显然与一般民众一样，将政府的公开文件当作了"国家机密"，以为现在既然要公布这些文件，就意味着一次重要的行政改革。其实，法律、政府文告、法规性文件，还有全国党代会公告（如十六大全会公报）等，本来都属于应该公布的文件之列，《人民日报》也常在这些政府文件发布之时予以登载，完全不属于"国家机密"。中国南部的深圳经济特区，也从80年代初期起，规定所有政府报纸与党报必须随时免费提供版面，全文登载当地政府（包括人大）各部门发布的各种公报，以及新订立的各种法律、条例；在深圳各政府部门去办事，只要交钱就可以获得一份有关的法律或法规性文件。如果说有些地方的公众不能查询有关法律与政府文件，显然不是因为这些政府文件事涉"国家机密"，而是当地政府部门没尽到服务职能而已。

　　三、中国的保密法律、法规

　　中国的内部文件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因此有关保密的法规也非常之多。曾有人编过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全书》[19]，共收集保密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250余件，约60万字。共分为综合、经济、科技、国家安全与司法、文化教育卫生、涉外及涉港、澳、台以及政策性法规文件等7类。其中最关键且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几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1990年5月2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泄露国家机密犯罪的补充规定》（1988年9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7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0月24日）

　　此外，各部门均制定了一些行业保密规定，这里只介绍一些与传媒事业及文化事业有关的保密规定：

　　《新闻出版保密规定》（1992年6月13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报导的几项规定》（1988年2月6日）

　　《中央保密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报刊出版物和宣传报导中保密工作的通知》（1981年11月17日）

　　《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宣传报导中的保密问题》（1982年12月）

　　《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切实加强复印秘密文件管理工作的补充通知》（1986年6月5日）

　　《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控制有关边境国际河流的新闻报导和出版物的通知》（1988年1月25日）

　　《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请注意有关中缅边境贸易宣传报导保密问题的通知》（1992年6月13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不得在新闻报导、文学作品中泄露中缅边境贸易情况的通知》（1988年6月17日）

　　《印刷、复印等行业复制国家秘密载体暂行管理办法》（1990年4月9日）

　　《文化工作中国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1995年5月16日）

　　《广播电影电视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1995年10月31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管理对外发表统计数字的通知》（1983年3月8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编辑出版回忆地下斗争读物应当注意问题的通知》（1982年4月29日）

　　《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物价局"关于物价宣传报导问题的意见"》（1987年10月26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防止在文章或学术资料中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通知》（1983年3月4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期刊对外发行问题的通知》（1980年7月26日）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政府为了在国际社会中改善形像，此后中宣部下达的许多文件多采取"绝密"、"机密"文件或口头传达形式，因此该书并未收集到所有中宣部进行新闻管制的许多文件，收集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但只要对上述法规进行详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缺少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度，如关于物价问题，其实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就会感知的事情，但政府可以采取任何措施管制物价，而在媒体上评论就会成为政府眼中的"错误"。至于中缅边境贸易，居住在广西、云南以及其它相邻省份的中国居民都知道那里的边境贸易不仅存在，而且还是贩卖毒品的"黄金通道"的一个主要环节，但政府法规性文件却硬性指定这属于"国家机密"，不得泄漏。由此可见，在中国被视为"国家机密"的信息是一个多么广泛的概念。

　　第四章谁是中国大陆媒体的产权拥有者？

　　在民主国家里，传媒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谁是某家媒体的投资者，谁就是这家媒体的老板；决定媒体生存与死亡的是市场，没有读者的报纸注定死亡。但这一国际规则对中国的传媒业并不适用。在中国，政府当局通过法律规定：传媒是个特殊行业，不管传媒的投资者是谁，都属于国有资产。因此，所有的传媒只有一个真正的所有者，即中国共产党政府。更特殊的是：中国媒体的生存或死亡完全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决定。2003年媒体改革虽然以取消摊派为名，但中央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中央党报及省级党报的竞争者，对《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却仍然通过中央政府文件强制征订，保证这些最高级别的党报拥有一定数量的订户。在2003年"实施细则"的第四部分第一条中就明确规定："乡镇村级组织农村中小学等基层单位用定额管理的公费订阅重点党报党刊的范围，是指《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省级党报党刊、地市级党报"，凡是公费订阅者，"要首先订阅党报党刊特别是中央级党报党刊"[20].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媒体由政府拨款主办，产权归属很清楚。在那时候，如果有人想创办报纸，本身就是一个大罪名。但中国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使得中国传媒必须开始考虑经济收入，而中国传媒的官式面孔却使其在市场化道路上步履艰难，为了生存，各地政府传媒开始考虑新的经营方略，这就为中国政府控制传媒撬开了一条缝隙。

　　一、大众媒体的兴起及2003年"媒体改革"后的命运

　　1.党政机关报发行量的下降与大众媒体的兴起

　　中国大陆改革以前除了政府用于宣传的报纸，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自从中国改革以来，在市场化导向的作用下，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传媒。这就是被港台研究者称之为"大众媒体"的各种晚报与都市报，其兴起的黄金时期约在1992年以后。这些晚报与都市报主要以社会新闻、体育新闻与娱乐、文艺副刊为强项，内容为市民们喜闻乐见。这些有限度的开放还与西方传媒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中宣部规定了传媒纪律：牵涉到政府公务员与党务人员的批评报导见报时，需要"三见面、三点头"，也就是"记者、受批评者、受批评者的主管"三者必须见面，并由被批评者及其主管签字后方可报导。但是激烈的商业竞争迫使媒体必须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为目标，这就发生了许多业内称之为"打擦边球"的现象，这些"擦边球"为中国传媒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中国传媒改变了党政机关报那种呆板、单一、沉闷的说教面孔。与这类大众报纸兴起的同时则是党政机关报的发行量下跌，《人民日报》的发行量曾下跌至只有几十万份，这几十万订户还是依靠政府强制征订才保住的份额，基本上都是公款订户[21].

　　当年官办的《参考消息》曾是中国人了解国际社会动态的唯一来源，该报发行量曾高达500万份，但现在已经降到30万份的发行量，而且主要订阅者为不会使用电脑的中老年人群。如果考虑到全国性报纸与各省党报中有不少为公款订阅，是公务员们在办公室消磨时间的读物，更可以猜度到这些以意识形态宣传为目的的报纸并不受欢迎。

　　党报发行量下降还可以从广告收入这块"蛋糕"的分配中可见一斑：1978年，中国的大众传媒恢复了因文革而中断的广告经营。全国的报业广告经营额从1983年的7，330万元（人民币）猛增至1996年的近78亿元，年增长率高达39％。在广告收入这块蛋糕的分配中，党报广告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大众报纸。在1990年以前，占据全国日报发行量第一位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始终执广告之牛耳，其后每况愈下，到1995年该报已经无法跻身于全国报业广告之十强之列，1997年更跌出了前20名[22].两位香港研究者曾就上海的《解放日报》（党报）与《新民晚报》（大众报）、广东《南方日报》（党报）与《羊城晚报》（大众报）以及陕西《陕西日报》（党报）与《西安晚报》（大众报）做过调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收入裂口"的出现时间都在1992年左右；第二，省级党报与大众报纸的广告收入比介于1：2.5与1：3.1之间；第三，三个地区的广告收入中都是大众报纸占上风，而省级党报处于劣势[23].

　　这些大众报纸当中比较活跃，也最能够反映中国报纸市民化倾向的主要是"都市报报业群体"。从1992年开始，中国报界出现了一批省级党报主办的以"都市报"命名的市民报。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20多家都市报（包括早报、晨报），有的城市还不止一家。到1996年左右，都市报的报业群体已经形成，其经营机制、报导内容、报导方法、发行方法都远非充当"中共党文化说教者"的党报可比，其发行量一路飚升：《楚天都市报》在拼杀激烈的武汉报业市场，目前发行量已逾100万份；《华西都市报》在成都地区的发行量已超过35万份；《潇湘晨报》在湖南打败了老牌的《湖南日报》与官式面孔的《长沙晚报》。中国的新闻来源比较单一，这些都市报除了从标题、图片方面入手外，更加注重生活层面，报导社会新闻。如果说90年代上半期共产党政府还将一些纯娱乐性的"八卦消息"，比如娱乐圈的种种绯闻，特别世俗化的小市民喜闻乐见的消息，如有关如何发财赚钱、色情、凶杀以及一些纯粹刺激人的感官报导视之为"不健康"的内容，对发表此类新闻时不时加以限制，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宣传部门已经意识到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里，这是消解大众社会关怀、使民众走向犬儒化的最好途径，于是对这类"港台化倾向"的"八卦新闻"（即庸俗新闻）采取了高度容忍的态度，只对政治类与社会批评类的新闻采取"严防死守"（各级宣传部门传达上级旨意时的用语）。

　　2.2003年中国政府"媒体改革"中媒体的生死标准[24]

　　如果说今天中国新闻传媒还有吸引读者"眼球"的地方，那么这些有限的空间是都市报这类大众媒体硬给"挤"出来的。媒体数量日多，为中共宣传控制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还有一些质量低劣的媒体则根本就没有市场。2003年的"媒体改革"，为报刊的"生"与"死"定下了几条标准：

　　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是以下几类：

　　A 、中央的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以及各省党报党刊；B 、政治导向正确、5年以上没有违规纪录、经营状况良好、读者自费订阅量超过80％（这一条仅限于省级报刊杂志社）的报刊社；C 、党报所办的子报。

　　必须停办的有如下几类：

　　A 、政治导向不正确、创办不够5年、或者在经营期间5年内有违规纪录的予以停办；B 、中央各部门报刊内容相近者合并，读者自费订阅量不足发行总量50％的部门报刊予以停办；C 、省级与省级以下政法、公安、财政、税务、工商、计生、交通、检验检疫、环保、消防等部门所属行业性协会、学会、研究会所办报刊，一律停办。

　　不属于党报系统，但又不在停办之列的，则统统划归到党报集团，或者由各级党报兼并。

　　从这场改革所定的标准不难看出这场改革真正要改的是什么。砍各政府部门办的行业报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也为了将公款订阅这一有限订户资源集中到中央党报党刊，恢复到改革前的公款订报格局。但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将政治导向不正确，有违规纪录的报刊杂志消灭掉。根据笔者在传媒业工作8年的经历，政府在意的其实只是政治违规，并非有偿新闻之类的经济违规。而最后通过行政命令达成的兼并与划归，只是强化了党报集团，一切又回复到由党控制的局面。

　　二、大众传媒的产权由谁拥有？

　　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大众传媒的产生有两个限制性前提：一是政府明确规定传媒不得由民间开办，所有申请开办新传媒的主体都必须是政府机构或官办媒体。其二，在此限制下，不少传媒的开办资金只能处于不透明状态，比如下列这些传媒的开办资金并非直接来自政府财政拨款，而是一些官办的传媒如省级报纸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从报纸的广告收入以及企业的赞助费用中拿出钱开办了一些适合市民口味的报纸，比如《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就是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创办，中国晚报中"四大名旦"中的"《齐鲁晚报》"是由山东省委机关报《山东日报》出资创办并作为主办单位，《今晚报》是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出资创办并作为主办单位，还有上海的《新民晚报》最初的资金来源就是上海市的财政拨款。

　　由于中国政府规定传媒不得民办，所有对传媒的投资在中国均属于不合法。在这种状态下，即使一些非政府资金注入传媒，也始终不敢公开亮相。比如《新周刊》由深圳"三九集团"出资收购并主办，老板已经易主，但这一真相却始终只在圈内流传，不敢在杂志的主办单位一栏中正式更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港澳经济》早已经由珠海联邦医药集团每年出资200万人民币主办，但在其杂志上只敢列上该医药集团是赞助者，不敢指明该医药集团是投资者与主人。这种状态下的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风险极大。如河南共青团省委主办的杂志《青春岁月》（月刊）因无法维持，一薛姓私营企业家与其在2000年11月签订合同，条件是：（1）承担该杂志原编辑人员的工资每月1万元，并不要求这些人参加编务工作；（2）该杂志掌握最终审稿权。该企业家每期注资30万元，将杂志地址移至深圳开办。该杂志因改版后的文章迎合了"新生代"的胃口，再加上投入了大量金钱促销，2001年第2期以后销势转好，《青春岁月》杂志要求改变合同，增加原杂志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薛姓企业家认为杂志还处于开创阶段，并未盈利，希望以后再谈这一问题。双方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杂志社即以中止合同相威胁，这一企业家投入进去的近80万元打了水漂，连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因为这种交易本身就违法。

　　新办传媒的产权始终处于不透明状态，这一点就连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亦曾有过误解。由于控制传媒的难度日益加大，他曾认为这是传媒不完全属于官办的缘故。为便于控制管理，他在1998年曾提出过由中央财政拿出钱"赎回传媒产权"的建议。即使是作为中共最高领导的江泽民，在2002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曾说过"国有媒体组织"的话，似乎表明中国大陆还有"非国有媒体"的存在[25].

　　其实，这个所谓"产权"问题，中国政府早在1999年就轻而易举地通过所谓"法律途径"顺利解决了。1999年10月21日《新闻出版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披露了一条重要新闻：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财政部和新闻出版署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的产权界定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中国所有报刊社都是国有资产。中国现行出版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中国报刊创办实行许可证制度，报刊社的主办单位是法定的创办投资人；中国目前的报刊社均为全民所有制单位；报刊创办时，个人或集体自筹启动资金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该新闻出版署负责人指出，国务院的三个主管部门的批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权威性和规范性，在新闻出版业的国有资产管理法规没有出台之前，通过个案复函，对整个报刊业的资产作了明确规范。

　　这位负责人还指出，报社认定国有资产的依据是：（一）依据新闻出版现行规定，在中国创办报纸，要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新闻出版署的《报纸出版管理暂时规定》所规定的条件，经国家管理部门审批，实行创办单位许可制度。（二）实行主管主办制度，这种法定关系表现在：领导和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出版单位与主管、主办单位的依存关系，主管单位负有对出版单位的管理责任。（三）中国报纸结构和报业现状。中国报业是在党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又发展了一批政府部门办的报，全国2千多种报纸，其中党报及各级政府办的报就占1千多种，这些报纸均为国家出资或国家补贴办的。其他报纸即使创办时国家没有直接注资，也是以国有单位的名义办的。依据上述认定，现有报社的资产性质为国有。在谈到报刊社创办之初，筹集的启动资金的性质时，该负责人声称，在报纸期刊启动时，有的是主管或主办单位出资，也有的主管主办单位没有直接提供资金，而是让出版单位自筹资金启动的。根据新闻出版管理规定，主管主办单位是创办报刊社的法定投资人，非主管、主办单位不具有投资的主体资格；因此，其他的出资行为，不能视为投资。筹资中有的来自企业赞助，属无偿的赠与行为；有的是个人或企业等的垫资，这是一种借贷关系，只能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报刊是国家的特殊行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因此不适用"谁投资谁所有"的企业资产认定的原则[26].

　　这个看起来似乎复杂的"报刊社产权"问题，被中国政府以中国威权政治特有的无须讲任何规则的方式，轻而易举的"处理"了。所有的投资者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找不到任何保护自己产权的方法，因为共产党政府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投资者与主办者的"交易"。这些所谓"法规性文件"的出台，甚至不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形式上予以通过。即使要通过，也无非就是多开一次会议而已。

　　三、一个杜撰的神话：外商投资传媒将促进中国的新闻自由

　　"传媒入世"，是指中国入世后，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服务产业也同时按照WTO 规则进行"贸易"。许多学者发表了大量文章暗示"传媒入世"就在眼前，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传媒市场已成事实。中国传媒则惊呼"传媒帝国主义"已逼近"家门"；外国学者则认为这将促使中国传媒市场化，并将严重削弱共产党政府对传媒的控制。这些文章既忧虑又振奋地告诉世界：中国正在准备开放媒体市场，一场传播界的空前变革即将来临。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刘建明写了一篇文章，对所谓传媒入世逐条进行了批驳[27]：

　　（1）"我国的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已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上了美国的卫星频道，那么我们就得予以一定的回报，于是开放珠江三角洲的天空，允许他们的卫星非新闻类中文文艺节目落地"[28].

　　刘：据笔者所知，中国负责新闻宣传的高层官员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中央4套上了美国的卫星也属虚构。其实，这一定论直2002年1月才成为事实。目前比较明朗的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的一个综艺节目频道被批准在广东省内提供有线服务，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频道节目同时在美国落地[29].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能说明外国电视台的其他频道被准许进入中国。盲目地猜测或援引境外的材料，不能作为新闻学研究国内情况的依据。

　　（2）有篇论文说，"Viacom"旗下的MTV 仅在亚洲就有4个24小时播出的频道，覆盖了全亚洲，超过1.2亿个家庭收看。MTV 的中文频道成立于1995年，"天籁村"是由MTV 全球电视台与中国有线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如今，每天与观众见面60分钟的"天籁村"已经成为国内收视率最高的国外合作类节目[30].

　　刘：这段论述中的捕风捉影令人吃惊：A 、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过"中国有线电视台"；B 、"天籁村"这个节目每天与中国观众见面60分钟也纯属杜撰；所谓"国内收视率最高"更是空穴来风。在中国，只有大宾馆和少数观众使用卫星接收天线才能收到MTV 节目[31].

　　（3）2001年10月广州某报透露：据不确切消息，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允许30多家境外电视频道在广东落地[32].此消息在网上广泛流传。

　　刘：笔者就此向有关部门核实，被告知，国家广电管理部门没有这个庞大的"准入计划"。"30多家境外电视频道允许落地"之说，又不知出之何处。了解东南沿海地区电视覆盖情况的人都知道，福建和珠江三角洲任何一户居民，只要私自装上卫星接收天线，都可收到港澳台的电视节目。如果把这种现象和准许少量大宾馆转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同"入世后境外频道落地"扯在一起，那么早在10多年前就落地了，这是移花接木、故弄玄虚之谈。（本研究报告作者注：本人住在深圳，了解的情况是，自1996年开始，广东与深圳规定居民用户都得使用有线电视，从此香港电视播放"敏感内容"时被切断转播的事情常有发生，如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还有2000年收录了江泽民不少不雅镜头的"二十世纪领袖风采大回放"，都是在播入过程中被切断，这都是研究者亲身经历的事情。）

　　（4）"路透社和青鸟网合作，共建隶属《传媒视野》杂志的中国传媒指南网站。据此，许多人误传路透社投资北大青鸟，外国传媒资本已进入中国企业。

　　刘：巧合的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路透集团驻亚洲内容总监Jeffery Parker正好听到这种说法，便在发言时特别予以澄清。他说，路透社参股的青鸟网不是北大的青鸟，也没有共建中国传媒指南网站。由此可见，外国传媒资本进入中国企业云云，不过是在中国虚构"打造传媒帝国"的离奇故事而已。

　　刘建明还指出，"众所周知，中国加入WTO 的议定书没有就外国新闻媒体准入和中国媒体进入外国新闻市场达成任何协议"。"2001年，各类新闻学杂志几乎每一期都刊登这方面的文章，炒得十分火热，……新闻学研究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这不能不是一种悲哀。人们有理由试问：我们的学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刘建明文章的政治倾向当然是要保护中国传媒，但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事实，与政治倾向无关。而且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对传媒与思想的控制日益加紧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中国政府无意开放所谓传媒市场。

　　事实上，传媒产业作为精神和文化产业，直接服务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它的服务性贸易具有双重意义，即它在给公众提供信息或娱乐的同时，也在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中国审查传媒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属性，是将意识形态作为基本统治手段的专制国家处理媒体问题的基本立场。因此中国入世谈判在传媒领域没有更多的承诺，仅仅就以下两条达成妥协：一是外国人可以投资国际网络公司，包括目前被政府禁止的网络内容供应商；二是"中国将每年进口20部外国电影，并允许外国电影和唱片公司分成"。除此之外，根本没有涉及外国电视频道落地和报刊入境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高层人士和有关文件多次重申，外国政治类新闻媒体不准进入中国，外国资本也不许参股国有新闻类报刊和广播电视，连国有网站都不允许外资涉足。目前，进入几家报刊的港资不应视作外资，所谓"赛迪集团"不过是港澳资本参股，而且这种参股事实上与新闻自由毫无关系，比如1996年由《深圳特区报》与香港《星岛日报》合办的《深星时报》，在其存在的三年当中，除了使用与《深圳特区报》一样的官式语言报导政治新闻之外，全部自由只是体现在娱乐版等"八卦"文章当中。1998年在发行量未达到2万份的惨淡经营中，这一所谓"中外合资"媒体即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33].

　　1997年"默多克新闻集团投资650万美元进入《人民日报》附属机构Chinabyte ，现在已和《人民日报》脱钩；中国国有的"千龙网"、"龙脉网"等都和境外资本有过合作的意向，均未被批准。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朗，中国国有新闻传媒不在"入世"之列。中国新闻主管部门官员还引经据典地说明：这一规定符合国家利益，其他国家也有此类惯例，并多次强调，不允许外资参与经营中国的新闻报刊和广播电视是十分明智的，正如一位中国政府的权威人士所说："这个口子是封死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电视太敏感了，它直接联系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34]"这位政府的权威人士在此将"政权安全"与"国家安全"混为一谈，这当然是中国政府历来将它自己视为"中国"的影响所致。事实上，新闻开放对中国的安全没有威胁，中国政府控制传媒，特别是电视，是担心新闻开放威胁这个极权政府的安全。

　　媒体的自由度与媒体的投资者是谁无关，而是与一国的法律制度环境有关，这一点在本研究报告的序言里已经提过，此处不再复述。

　　（下期待续）

　　「注释」

　　[1]中国实际上有两套政治管理系统，一套是从中共中央到乡镇一级的党委，党委一般有以下几套机构：组织部、宣传部、县及县以上党委还有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另一套则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中负责管理新闻出版事务的机构中央是新闻出版总署，省以下是新闻出版局。党委名义上不负责政务，但实际上对政务干涉甚多。

　　[2]朱正主编，《1957新湖南报人》。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证明中国的新闻出版不自由。朱正是《新湖南报》的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整个报社共有143人，其中被打成"右派"的人达54人，从社长、总编辑、编委、部门主任无一幸免。在长达20年的所谓"政治改造"中，不少人死亡。朱正等幸存者一直想写本回忆录，但多年来未获出版机会。现在出版的这本书上面并无出版社名，只在书的封面内页上写着"湘新准字（2001）第161号，长沙市天心区井岗印刷厂印刷。"

　　[3]"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实施细则"，《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7月31日第1版，见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 ）2003年8月2日。

　　[4]"中宣部通报批评传媒十大问题"，《明报》（香港），2002年2月23日。

　　[5]香港《明报》，2002年9月26日。

　　[6]《南华早报》，2002年1月12日。

　　[7]《三峡工程报》2001年11月15日，记者彭宗卫报导。

　　[8]中国第四届全国新闻学术年会会议综述（2001年9月25日），记者农秋蓓报导，见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中国传媒（www.CDDC.net）。

　　[9]出处同上。

　　[10]中国能够获得财政拨款的单位有两类：一类是政府机构与中共各级机关，这属于"全额财政拨款单位"，从办公经费、人员工资、福利待遇（包括住房、医疗、幼儿园）一直到退休金等，全部由财政给付；另一类是事业单位，这种单位包括医院、学校、新闻媒体等，其办公经费和人员的基本工资由财政给付，但住房等福利方面的开支则须由单位自筹。

　　[11]见《南方周末》从2000年4月14日至2000年5月5日这段时期的报导，以及这一时期的《南方都市报》。

　　[12]骆汉城，《CCTV偷拍实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3]Radio Freedom of Asia，2003年2月7日。

　　[14]此事经过如下：当时《南方周末》的总编辑为江艺平，杨海鹏见此报导无法发表，因而将此稿转投何清涟任职的《深圳法制报》。何清涟时任该报专刊部主任，了解此事经过后，当即与瑞安市纪检会书记联系，在核实报导所有细节无误后，即将此报导发表于2000年1月6日的《深圳法制报》。见报后第3日，瑞安市公安局长陈为高到深圳找笔者并施加威胁，笔者遂将此事通知新华社《半月谈》杂志与湖北《今日名流》杂志，请他们也刊发此文。后来该事为全国各报广为转载，此案的当事者才于第2年受到审判。

　　[15]《原载《中国青年报》1998年11月5日，作者倪铭。《南方周末》1998年11月13日第5版转载。

　　[16]骆汉城，《CCTV偷拍实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7]《中共年报》，《中共研究》杂志社，台湾，1980年，第7页。

　　[18]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徐泽荣是香港居民，2000年被中国政府在广州逮捕，2002年以间谍罪判处13年监禁。徐被判罪的依据是他曾于1995年将一套中国于50年代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报导和研究资料集出售给韩国的一位学者。此文集出版时属于"内部出版"，按照中国的"保密法"这一密级的材料出版后30年即自动解密，所以该文集在80年代就不再属于保密范围。然而，中国政府为了给徐泽荣定罪，特地命令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部单独提供一份说明，声称此文集90年代时仍然属于"国家机密"，徐因此被判"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广州军区保密部提供的这份说明显然违反了中国的"保密法"，因为该法并没有关于任何单位可以任意给一项自动解密的文件重新加密的规定，所以广州军区保密部的说明并没有法律依据。但在中国，"国家机密"事实上一直由政府根据其需要任意解释，它从来不在乎于法是否有据。

　　[19]《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20]"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实施细则"，《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7月31日1版，见"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 ），2003年8月2日。

　　[21]"中央报不敌地方报"，《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24日。该报这条资料由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中心、新生代市场调查有限公司和英国市场研究局提供。

　　[22]陈怀林、郭中实，"党报与大众报纸广告经营'收入裂口'现象之探析"，《新闻学研究》（台湾）第五十七期，中华民国八十七年七月（1999年）。

　　[23]出处同上。

　　[24]本节资料全部来自于"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实施细则"，《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7月31日1版，见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 ）2003年8月2日。

　　[25]《南华早报》（香港，2002年1月12日）记者VIVIEN PIK-KWAN CHAN的文章。

　　[26]《新闻出版报》1999年10月21日第1版。

　　[27]载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中国传媒，2002年9月22日下载（www.CDDC.net）。

　　[28]《WTO 与我国传播业究竟有多大关系》，载《新闻记者》，2001年第2期。

　　[29]《传媒经济参考》2001年第2期，第5页。

　　[30]《第三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第62页，打印稿。

　　[31]《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宾馆、饭店必须完整转播国内有关电台、电视台节目的通知》，广发社字（1995）467号。此一文件至今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少数国外电视在中国大宾馆转播，只是个体与中国广电部商量的结果，并非改变了此一法规性文件。

　　[32]转引自搜狐网2001年11月2日报导：《广东拟建传媒特区逾30家境外电视频道将落地》。

　　[33]作者亲见亲闻了《深星时报》的创刊，并且长期以来关注该报的动向，在作者被贬到研究室评报时，每天都要研究该报的头版新闻，尤其是头条的标题如何制作。

　　[34]彭俐，《加入WTO ：中国影视》，载《北京日报》2001年10月28日。参考文献：《中国入世后在宣传文化方面的承诺》。

Technorati : 媒体政府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第一部分）

2006-08-16T18:28:00.000+08:00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中国人权研究报告"（第一部分）

何清涟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总第86期）]

　　「作者按语」

　　选择"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做为一个研究课题，是对中国人生存的政治文化环境的一种剖析。由于本人曾经有过在媒体工作8年多的经历，我感到，做这一研究是我的责任。

　　毫无疑问，媒体（现在还包含网络信息）是现代人获取信息的基本手段，许多人虽然知道中国媒体消息不太可靠，但却无法辩识其中真假。我遇到过这样的疑问："你既然说中国媒体不可靠，为什么你的研究却大量使用媒体资料？"对于这一诘难，我可将自己的经验与读者分享：

　　要想在各种如山堆积的媒体消息中辨别真假，笔者主要凭借3条，一是凭借自己多年观察积累而成的常识理性，二是凭借常识理性从媒体的字里行间找出真实的信息，三是以"内部人"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中观察真相，而不是以某种官方（或外来）调查者的特殊身份去获取信息，因为这种调查往往受到控制，流于形式。

　　常识需要长期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才可获得。作为"外来者"与"内部人"的经验也完全不一样，几乎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学会阅读中国的媒体，并了解如何作出判断，却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重要经验。在此我想向读者贡献两条重要的常识：

　　第一，对灾情、治安、腐败等一切所谓"负面消息"，这类消息一般都是真的，实际情况往往比公开报导的还要严重很多。因为中国的"宣传纪律"是报喜不报忧，每有灾害事故发生，都要严格控制对灾情事故实际状况的报导，如规定公开报导的死亡人数不得超过几人（不管事实上死了多少人），甚至灾情损失汇报都成了中共表彰自己的官员们如何勤政的机会。而读者每次读到这些消息时，并不了解媒体人为了报导这些消息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与记者们的勇气。

　　第二，学会从反面理解一条消息。中国媒体习惯于反面文章正面做，比如当中国的媒体说政府关心下岗工人问题时，大可以把这样的报导理解成下岗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媒体说某领导谈一定要关心"农民问题"，就可以理解成"三农"问题已成为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成了一个领导者不得不表示"关注"的问题。每一次政府高官的贪污腐败劣行曝光，也总被解释成党中央与政府厉行反腐的成绩，却从来不谈腐败问题产生的体制根源。

　　我始终相信，一个政府如果严格控制媒体言论，那是因为这个政府缺乏政治自信。至今为止，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3年，这段时间正好是美国社会经历"911"事件创痛之时。在这段特殊时期内，美国国内各种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声音此起彼伏，《纽约时报》一位左倾记者为了反战不惜制造假新闻，但最后只是《纽约时报》将其解职了事。《纽约时报》遇到的压力来自新闻界的职业道德呼声，并非美国政府的压力。美国人民也表现了他们的政治成熟，尽管当时不少媒体持反战立场，但美国人民对媒体并不盲从。美国社会的共识是：美国公民只有充分、无畏地面对针对美国政治的一切批评，才能保证民主和自由；公共讨论的自由不可限制，限制这种自由等于摧毁民主制度的基石。允许各种反对力量活跃在自己的国土上，既是美国充满魅力之处，也是美国人民热爱自己国家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我衷心期待，在未来的中国国土上，人们可以在没有任何政治恐惧的状态中，自由表达任何思想。

　　（写于2004年）

　　前言：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控制新闻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

　　1、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2、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产生的精神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

　　一、1978年以前中国新闻控制的演变与特点

　　1.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新闻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控制言论与思想自由并不始自1949年建立全国政权以后，而是从延安时代就开始了。这些事情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进行过研究，前《人民日报》副主编王若水曾在去世前不久发表过一篇"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与党文化的碰撞"，记述过当时中共残酷整治思想异端的斗争[1].1949年以前中共理论家与高级领导干部确实发表过不少有关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文章[2]，反对1949年以前的政治敌人国民党，但这只不过是他们攻击敌人的藉口而已，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打算实行所谓新闻自由。

　　这种控制新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稳固统治。共产党政治从来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崇尚暴力，这种暴力被毛泽东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学说"；二是通过宣传与教育控制人们的思想，让治下的民众相信共产党政权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所做的一切包括任何暴行都是正当的，凡对共产党政权持批评态度是反动落后的，用暴力消灭它们是合理的方式。前者主要表现为对媒体的控制，所有的媒体都灌输同一种观念，让人们没有任何可选择的信息，习惯于同一思维。后者则渗透于共产党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成为民众一种自发的思考方式。中国共产党政府通过政治暴力与意识形态教育宣传这两种方式统治中国长达大半个世纪，从而使中国人对世界一些普适价值，如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的认同与解释与西方完全不同。这种影响之深远，从下列事实可证：许多中国学生尤其是1989年以后的年轻一代出国后，对西方社会有关描绘中国的历史，如中朝战争、中美关系、中共党史等大多数抱着不相信的态度。

　　也正因为中共政府在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政府才能在长达50年的统治中，经历过种种由它们亲手制造的危机，还能维持其统治，并且让中国多数民众相信：离开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就会陷入动荡不安。

　　控制新闻的第二个目的则是国际交往的需要。在改革开放以前，按毛的定义，中国的新闻媒体是与"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修（前苏联）反（台湾香港等一切国际反华势力）进行斗争的武器"；在改革开放以后，则成了引导世界认识中国的工具。中国的真实是什么，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新闻媒体报导考虑的问题。中国政府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什么，这才是媒体报导的主要任务。从国际社会对中国所持有的观感来看，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

　　2.毛时代控制思想的特点

　　事实上，中共建政以后，中共将中国在国民党时期所开办的报纸杂志广播全部接收，并"改造"为中共控制下的"以人民日报为龙头"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新华社即中共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前身即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从此中国大陆只剩下两家形式上为所谓"民主党派"主办但归中共领导的《文汇报》与《大公报》。

　　理解中共新闻控制的关键并不在于报纸由谁开办，主要是看中共控制新闻的政策与管理方式。对1978年改革前实施的新闻媒体管制，国际社会由于对苏式新闻管制比较了解，因而相对容易理解。那时中国社会处在毛泽东的铁腕统治下，没有任何思想自由。国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10亿人1个大脑"，即毛泽东的大脑。"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超过当局允许的范围发表言论，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而毛控制社会的方式是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让"积极分子"自觉监视周围人群，并鼓励人们以各种形式告密，名曰"检举揭发"，告密者会得到各种奖励。以任何形式记录下来的不同于官方版本的个人思想，只要被人偷窥到，都会给本人及其家庭带来灭顶之灾──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个人通信自由这一说，任何单位的领导与同事都可拆看他人信件，尤其是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等人的信件。至于对报纸的管理，毛的方式极其简单明了，即"报喜不报忧"。他讲过："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3]"按此精神，中国的报纸其实只有一个声音，即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声音，而中共中央的声音其实也就是对毛泽东意图的解读而已。总之，毛时代不断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用于惩治思想罪与言论的"反革命罪"，被扩张到了非常荒谬的程度，不仅各种因怀疑官方思想的而成立的"学习小组"成员被以"反革命罪"处以重刑（经常是死刑与无期徒刑），即使是稚龄小孩呼喊一句"打倒毛主席"的口号，也会将其家长抓起来处以重刑，理由是"小孩不懂事，背后一定有家长教唆"。

　　这一时期由于思想控制极其严厉，再加之中共实行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中国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几乎处于完全隔绝状态，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共政治体制甚至连怀疑的能力都不具备，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存在；加之中共用极其严酷的方式镇压，除了被镇压者本人受尽种种折磨而死，如张志新被割喉管后再处死刑、李九莲被活体取肾后再被枪毙等，其家属子女也被打入社会另册，受到严重的政治岐视。在这种红色恐怖统治下，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中共科层组织中任职的各级干部也知道如何做才能保住官位并升官晋爵，对于何种言论思想是异端也处于一种自觉的防范当中，比如常有人检举邻居同学熟人当中有人收听台湾与美国之音等"敌台"而获表彰，因此中共控制新闻媒体的方式反而极其简单，因为没有任何报纸的编辑与记者想到要在报纸上发表与"毛主席、党中央声音"不同的意见，也根本没有人可能将任何稍带批评性质的报导发表出来。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毛泽东将在1949年至1966年之间中共统治期间的作品都统统贬称为"17年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产物"，即使作者在作品当中对党与毛泽东持歌颂态度，还是常常被指斥为"别有用心"，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等等，因而受到严厉批判。由于思想文化控制已经达到了"10亿人观看8个样板戏与几部小说"这种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控制反而极其简单与直接。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一直被贬称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出现而已，但每逢整肃思想异己者时，这套老调还是免不了重弹。

　　二、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媒体控制

　　这一时期应该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9年，是新闻管制相对宽松时期。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在华国锋统治的最初两年，邓小平为了夺取党内最高权力，并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必须对毛有所否定，这时候邓对所谓"党内民主论"完全认同，并用这种理论作为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斗争的理论工具。这种否定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决定了中国新闻控制的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当时邓小平与中共虽然不想改变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格局，但由于面临各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使中国自共产党建政以后出现了少见的宽松局面。这些特殊的社会条件包括：

　　1.中国已经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这种完全出于经济考虑的对外开放主要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交往对象，中国政府因其文化专制及人权状况落后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指责批评，开始考虑到改善所谓"国际形像"。

　　2.由于文化大革命确实使中共党内不少官员利益受损，成为受打击者，对毛式专制有所反省，这时党内确实有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胡耀邦与赵紫阳的相对开明，确实为社会舆论的开放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国在八十年代出现了所谓"思想解放运动"。

　　3.这一时期政治思想争论其实完全是中共党内"开明派"与"保守派"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要实现所谓"党内民主"以形成"集体领导"。由于邓小平事实上不可能拥有毛当年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威以实行个人独裁，陈云、薄一波等元老虽然不能形成与他分庭抗礼的格局，但却可以对他的施政进行某种程度的批评。由于参加争论的人士背后各有中共党内元老撑腰，手中也各有资源，80年代中国媒体上表现出来的所谓"开放"气象，实际上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在背后撑腰的表现。邓小平对党内外对民主的要求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对党外要求民主的力量，如魏京生与北京西单民主墙等，则采取硬性镇压。由于邓小平在执政初期，为了争取民心，已经取消了毛泽东时代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邓为这种硬性镇压找了一个新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种罪名很容易让浸染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中国人与受惩者保持距离。对党内不同的思潮则仍然沿用毛时代的斗争方式，发动思想斗争，如1983年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与1986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一时期的新闻控制事实上一直存在，只是中国的媒体这时还未脱离宣传色彩，大众媒体还未兴起，媒体数量相对少得多，中共对媒体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控制还处于"学习阶段"，这一特点可以从颁布的法律规定内容以及动辄下达文件对所谓思想异己进行公开处理可以看出。加上下列诸种因素，如第一，只进行思想整肃，不会开除公职砸饭碗，即"卡住异议者的胃"这一做法还不普遍；第二，国安部门还未渗透社会生活，尤其是公开承担思想监控任务；第三，由于政治控制相对宽松，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还未衰退，对于因思想问题受到整肃者还抱持同情态度。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由于党内开明派与保守派各有自己的势力作后台，而且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占居压倒性优势，党内斗争已经没有"文革"时期那种"斗垮斗臭"的残酷性与血腥性。上述诸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出现了一个邓小平等执政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受批判者"越批越香"。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报刊杂志有《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杂志、《文汇月刊》、《书林》、《学习与探索》，这些杂志的领导者属于中共党内开明派人士。必须提醒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对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充满热情与向往，社会的兴趣还未从政治转移到商业及世俗化的时尚方面，政治腐败也还只是刚刚冒出苗头。用"充满希望"来形容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恰当的。至今中国传媒业人士回忆，都认为80年代是中国媒体真正的"黄金时期"。

　　第二阶段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至现在（2003年7月）。"六四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块遮羞布"人民政权""人民军队"都被撕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对此进行了反思，结果一致认为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于是在六四以后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在教育系统恢复已经近于半废弃的政治思想教育，对新闻媒体则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

　　在采用新的管理方式方面，必须承认中国政府的学习进展非常神速，而且较之毛时代的硬性措施更聪明、更隐蔽。这一时期的管理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80年代的一些相关条文仍然沿用，同时又制定了不少新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发各种文件。

　　第二、实行政府领导的新闻出版署（局）与中共党委宣传部门双轨制领导，在二者的权限上，宣传部更大于政府的新闻出版部门。

　　第三、确立了一条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不再以这一罪名治罪，能找到贪污腐败等经济问题的，全用这些罪名进行惩治；实在找不到这些罪证的，则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名进行惩治。而且发布惩治通知时，不再象"六四"以前那样，公开下达文件，而是通过电话通知，内部会议等形式。这些会议公布的内容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传。目的很清楚，"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猎名"。

　　第四、在新闻报导上，不再象以往一样对某一事件表示沉默，而是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实真相的谎言"。这种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坚持讲真话的少部分中国学者，与本可以面对中国现实的许多国外学者之间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而这些外国学者们坚持观点的主要理由第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第二则是他们到过中国哪些大城市，第三是他们曾在中国做过一些调查。但他们忽视了一条，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本身经过严格的过滤与造假，他们到过的地方也是政府规定的（有法律规定哪些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哪些城市不能让外国人去[4]），他们的调查也是在国安局秘密特工参与下完成的，数据拿出国之前必须报中国政府部门审核（这一点是许多外国学者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研究的学术价值）[5]……概言之，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中国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国"，他们听到的信息是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听到的声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连加入WTO 这种并不那么政治化的事件，中国政府还会由中宣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下文，在长达48条的规定中，明确指明哪些问题不能这样谈，只能按照某种口径谈，如果违反了中央规定，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当陷入"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困惑时，人们可能会以"中国太庞大，太神秘，太特殊"来解释，却很少想到这完全是中共政府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控制媒体的后果。

　　大量外资源源进入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宣传的主要功效之一。

　　第五，国家安全局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并随时逮捕一些国安部门认为散布了危害国家安全言论者。在互联网引入中国之前，中国控制新闻还主要局限于平面媒体（纸质媒体），这种控制对人权的伤害还不易为外界所感知。

　　第六，在严厉设定各种禁载规定的同时，政府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如性、吃喝玩乐、休闲等所有与政治无关的领域，可以说比所有西方国家更为开放。通过这种"引导"，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与庸俗化。在少数大城市里的新新人类生活方式，中国人几乎与国外的新新人类完全同步。而中国媒体几乎完全跟着时尚走，少数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只能在政治高压下艰难求生，且面临随时被取缔之险。这种商业化与庸俗化使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逐渐衰退，对金钱的追逐则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近几年网络兴起之后，中共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控制就不得不从"黑箱操作"进入半公开化状态。自从中国政府开始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开始，直到现在正在花费大量金钱建造的、目的在于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这些消息虽然让世界吃惊，但对于中国政府正在引导世界如何认识中国这一事实的危害性，国际社会的认识还是相当有限。至少人们还没有想到：中国政府如此在意控制传媒，是因为真实的中国有太多需要掩盖的黑暗面，中国政府所展示的"中国"只是几个"现代化橱窗"，只是不到15％的总人口的生活状况，与全面真实的中国社会相差太远。也正因为中国在严格的新闻管制下，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被中国政府主导而不自知。不少学者、商人，以及其他想了解中国的人士，都被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它发布的社会状况，被它每年都无数次夸耀的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所激动……，总之，中国政府在媒体上营造的"中国"，与生活于农村地区及中小城市的中国人感知到的中国差距相当大，而国际社会了解到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在媒体上刻意营造的"中国"。

　　三、2003年的"新闻媒体改革"是否意味着新闻管制放松？

　　2003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期待的一年，人们对胡锦涛"七一讲话"翘首以待，以为那里面会有不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但胡却给他们兜头一盆凉水。而部分亲中人士与学者仍然痴心不改，头上的凉水还未抹去，又开始制造一个新的神话："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

　　持此论者的全部依据是2003年6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播送了一条简短通知。虽然这条消息第二天登上了各大官方报纸的头版位置，但它也仍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邮政总局发出通知，禁止报纸期刊的出版单位在9月份以前征订2004年的报纸和期刊，只有科技类出版物不在此列。上述政府部门声称，此举目的是为了制止为保证发行量而推行的各种强制性摊派征订手段。

　　但中国各大网站却以"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6]"为题对这条新闻加以分析。照例又有一群"学者"从中发掘出"新闻体制改革"的微言大义。其论据有二：一是据看到"改革草案"的学者说，允许外资与国内私人资本入股新闻出版行业，这一点将使中国政府再也无法阻止"非党的喉舌"媒体出现；二是因为要裁撤一些由地方政府机关主办的各种靠摊派度日的小报纸杂志。

　　被列为第二项"改革"的内容，其实是中国政府想减轻财政包袱，因为28个国民供养一个公务员的局面实在难以为继。地方政府主办的报纸杂志因为都是被列入财政预算的"财政差额拨款单位"，即财政拨款只管办公费用与工资，不管住房及医疗等福利，谓之"差额"──裁撤掉它们有利"财政减负"。多年以来，由于各种质量低劣的报刊完全依靠摊派占领市场。这种没有市场真正需要的刊物能够存在，是中国特殊行政文化的产物。在现有的新闻管制政策下，刊号是社会上最稀缺的资源之一。许多报刊，虽说亏损累累，可其主管部门就是不让它死亡，因为一个刊号就是可以套现的巨额"部门财富"。一些主管单位将一家濒临破产的刊物或报纸租给他人，可以坐收利益。

　　中国媒体引用官方人士的预测，认为可能会缩减三分之二。因这项"改革"不涉政治，且从1997年以来的几度裁撤都雷声大，雨点小，故值得讨论的主要是"私人资本与外资投资传媒"将引起"新闻媒体改革"的预测。

　　上述论点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保障新闻自由并不依靠谁投资，而是依靠有关保障新闻自由的法律制度。这有中国近期的几条经验事实为证。

　　第一条是WTO 神话的破灭。中国加入WTO 以后，不少人都欢欣鼓舞地认为，外资进入中国以后会强迫中国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有助于中国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但这个神话很快破灭，因为事实证明，不是进入中国的外资改变了中国的游戏规则，而是它们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外国科技大公司需要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时，他们宣称的口号是"科技创新有利于自由和民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有能力应用这些科技设备的政府正好将其用之于相反的目标：对中国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士实行越来越微妙和复杂的镇压。中共监控国民的高科技网络系统"金盾工程"就是外国大公司与中共政府密切合作的结果。

　　第二条是已经进入中国传媒业的外资所遭遇的境况。外国进入中国的门户网站，早就开始"自律"，高度自觉地配合中共政府控制网站的各种要求，对各种中共官方认为有害的消息进行过滤。如门户网站Yahoo （雅虎）居然向中国政府保证：在向中国播发的网页上，不刊登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香港《星岛日报》投资数千万元在深圳市办《深星时报》的经历也说明同样问题。该报由《星岛日报》与《深圳特区报》合资办，星岛股份占85％以上。但在其短暂的不到两年的生命里，读者只看到该报的文章比中共自家报纸的吹捧还要肉麻。如"武警战士大奋神威，数名歹徒乖乖就擒"，"深圳市委领导以身作则，廉政建设大见成效"之类的文章每天高踞头版重要位置，有时甚至还用了通栏标题。美国在中国开办的"博库网站"，更是常常在中宣部点了谁的名之后就将谁的文章拿下来，比如笔者曾在该站有专集，但一俟中宣部下文全国禁载笔者文章，博库只有自觉遵行，遵行的速度比国内媒体还快。

　　至于那些投资于媒体行业的私人资本，据笔者所知就有多家，如《环球企业家》、《港澳经济》、《新周刊》等等，而这些媒体什么时候敢唱些与中国官方"主旋律"不同的声音？其革新主要体现在非政治领域内及印刷与装帧上。

　　最重要的就是一条有关媒体产权界定的消息一直被有意忽视：1999年10月21日《新闻出版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披露了一条重要新闻：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财政部和新闻出版署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的产权界定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中国媒体是国家的特殊行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因此不适用"谁投资谁所有"的企业资产认定的原则，一律算作国有资产。该批复还强调此规定适用于所有中国报纸。外资要想获得在媒体业的投资权益保障，还得要看中国政府何时废除这条"行政性法规"。

　　第三条就是设立了种种限制舆论的恶法，封堵民冤。从90年代以来，中共已经频频动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这三条罪名来压制舆论，再辅之以由宣传部门实施的处罚，为了生存，媒体已经高度自律。香港除了《文汇报》《大公报》之外，大多数媒体并不依靠中共政府投资，但这些年来已经噤若寒蝉。而中共意犹未尽，还要制定"二十三条"恶法，颠覆香港社会建立已久的自由秩序。连香港人都知道，只要通过"二十三条"恶法，香港的言论自由将成明日黄花，至于媒体的投资者是谁，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

　　而且，这些论者有意屏蔽了几条重要信息：一是SARS期间关于严惩传播SARS谣言的恶法出台，并依此恶法抓捕了几十个人。这条恶法的关键在于：凡不同于官方SARS版本的一律被视之为谣言。这种恶法能够公然行之于中国，是对言论自由与法律尊严的最大亵渎。二是2003年5月对北京4位在学术层面上讨论"宪政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判以重刑。三是2003年7月，被中国视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政府推出《出版导向预警工作办法》，对该市所辖的报刊、电台、电视等新闻出版物进行"制度性"的审读预警处理，对出现"政治导向偏差"的出版物采取"审读意见"的形式，通知出版单位，凡一年收到两次"预警通知书"的，将在内部通报批评，收到3次者，要处分主管负责人，甚至撤职。当局计划通过此举，"制度化"地监控传媒业。

　　凡此种种，证明的只是中共政府正在努力加强控制传媒，所谓"新闻体制改革"不知从何而来？

　　最有力的说明还是来自于中国官方自己的说法，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网站上登载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评述了2003年"新闻改革"后总结说："表面上看，这项改革将加速大陆报业新闻竞争，有利于改善新闻报导的质量；但事实上，中共中宣部却透过严密的新闻审查，来达到管理和控制的目的。据悉，未来成为法人团体代管的各家媒体，政治审查和新闻审查仍会继续进行，而媒体本身的'自律'亦严格要求。[7]"

　　第一章严密控制管理传媒的法律体系

　　本章重点分析中国的宪法与法律之间在控制传媒方面的奇怪矛盾：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内容正好与宪法精神相违背，都是有关如何控制、管理新闻媒体，完全无视新闻自由。

　　在社会生活中，宪法权利形同虚设，起实际作用的是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的各种法律与不断颁布的"行政法规"与种种"政府令"，在中国政府严格管制下的所谓"媒体"，其实就是一台巨大的宣传机器。

　　一、中国大陆传媒概况

　　中国传媒业现在共分四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与网络。中国是一个传媒大国，拥有的传媒数量堪称世界第一。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计财司统计，截至2002年，中国共有报纸2，137种，分属1，200家报社和报业集团，比20年前增长近10倍；各类期刊共计9，029种；广播电台306家，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300家[8].除了中央电视台之外，影响最大的有上海东方电视、湖南卫视、湖南经济台等数家。

　　需要指出的是，发行量最多的报刊、杂志并不一定是读者最喜欢的报刊、杂志，其中不少是政府部门下达文件强迫机构或个人订阅的。由于党办杂志与具有教育功能的杂志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教育全国人民与全体党员的重要思想阵地"（"思想阵地"是"洗脑工具"与"宣传机器"的好听说法），每年都要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与各省（自治区）层层下达征订任务强迫订阅，故此这些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杂志一直是公款订阅的主要杂志。据统计，在中国2001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中，党刊占有5种（《半月谈》、《支部生活》、《共产党员》、《党的生活》、《求是》），教育辅导类占有9种（《时事报告》、《第二课堂》、《小学生时代》、《小学生天地》、《小学生导读》、《当代小学生》、《少先队员》、《中学生必读》、《中学生天地》，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对中小学生进行洗脑宣传的重要工具）。工作指导类1种（《中国税务》）。这一类杂志主要通过摊派方式发行，教育辅导类主要由学校向学生摊派，工作指导类则由各地税务局向属地征税对象摊派\字号（3）{[9].这些带有教育指导功能的杂志占到23种发行量过百万的杂志中的15种[10].

　　上述数量众多的媒体，其新闻来源却相对单一，尤其是在事关全局性的政治经济的报导，以及外交关系与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是按照新华社所发的"通稿"[11].这倒不是媒体本身愿意互相抄袭，而是有中国政府严格的"宣传纪律"约束。这种情况下，不少报纸都需要依靠其所挂靠的政府部门利用职权"摊派"才能找到"订阅者"，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所谓"媒体改革"，目的就是停办部分报纸，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可以预见，中共此次整治摊派只是名义，事实上每年中共中央需要保留的3报1刊当中的《人民日报》与《求是》都是需要依靠中宣部下令硬性摊派到各省，再由各省当作政治任务下达到各地市县政府部门。但媒体数量减少后，倒是更有利于中共政府对媒体的管理。

　　这些号称"党的喉舌"的媒体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的信息供给──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并非平等的实体，它们之间地位的高低不是由报纸的发行量来决定，而是由政府给定的"行政级别"，而"行政级别"高低对媒体的生存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点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二、严格控制传媒的法律与政策性法规体系

　　中国的法律体系与西方民主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全国人大（有地方立法权的则由省人大）这一号称"橡皮图章"的"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之外，在社会生活秩序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中国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制定的各种"行政性法规"。由于"宪法"要考虑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像"，故需要承认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在社会生活中，宪法权利形同虚设，起实际作用的是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的各种法律与不断颁布的"行政法规"与"政府令"。

　　1.宪法

　　在中国，新闻媒体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由共产党制定游戏规则，掌握"发牌权"，新闻媒体处于受严格控制状态。从字面上解读，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公民享有各种自由，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但如果有人根据上述纸面规定去认识中国现状，肯定大谬不然。事实上，中国公民从来就未真正享受到宪法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因为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恰好都是严格限制中国公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上述自由。

　　2.法律

　　真正在新闻管制中起作用的是如下一组法律，而且这些法律正好与宪法精神相违背。不过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早已为中国人司空见惯，他们已经将这种矛盾现象当作现实接受下来，至多会说一声略带讽刺的话："咱们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1978年以来，中共政府一共制定了如下3组最重要的基本法律：《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和《刑事诉讼法》（1979通过，1996年修正）；《民法通则》（1986年）和《民事诉讼法》（1991年）；《行政诉讼法》（1989年）和《行政处罚法》（1996年）。上述法律与新闻活动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刑法》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它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者"，一律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5月施行）对保密制度和泄密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但"国家机密"却被定义为一个指称范围相当宽泛的概念[12]，所以这条法律从90年代以来，成了中国政府专门用来压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以及异议人士的"专用武器"。由于这一武器行之有效，中国政府自2002年以来准备将本来许诺享有"一国两制"之惠的香港也纳入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如"二十三条立法"的中心内容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与阴谋分裂国家罪。

　　3.行政法规

　　未经正式立法，但由中国政府颁布，实际上对出版新闻行业起法律作用的行政法规有：

　　《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1985年）；《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的通知》（1987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1990年）；《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4）；《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电影管理条例》（1996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上述这些行政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从表面上看，上述法规似乎社会管理职能大于政治控制功能，但只要结合共产党宣传部门控制传媒的具体作为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些法规的真正意图。

　　4.行政规章

　　行政规章主要是国务院所属广播电影电视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的专门规章。这类规章大致包括如下几类：A.有关新闻媒介管理的规章。如新闻出版署于1988年发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于1990年发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审批管理办法》（1996年）等。

　　B."保密法"规章。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保密局、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布《新闻出版保密规定》（1992年6月13日），《加强对外合作出版管理的暂行规定》（1981年10月12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期刊对外发行问题的通知》（1980年7月26日），《中国科学院关于科技人员向国外投稿问题的通知》（1982年4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防止在文章或学术资料中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通知》（1980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管理对外发表统计数字的通知》（1983年3月8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不得在新闻报导、文学作品中泄露中缅边境贸易情况的通知》（1988年6月17日）。"保密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

　　C.关于取缔、打击非法出版物的规章。主要计有下列各项：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1988年），《关于部分应取缔出版物认定标准的暂行规定》（1989）；公安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于鉴定淫秽录像带、淫秽图片有关问题的通知》（1993）。

　　D.有关新闻单位经济活动的管理规章。1988年新闻出版署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

　　E.约束新闻从业人员行业道德的规章。如199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1997年，中宣部、广播电视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又发布《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

　　A 、B 两类主要是政治控制，C 类是约束传播行业制造社会不良影响，D 类是限制报纸利用行业的垄断性优势为部门利益服务，E 类则是约束新闻从业人员的个人职业道德。但中国传媒业的主管官员都知道上级惩罚的底线在于政治控制，多年以来都很"自律"，因此A 、B 两类行政规章得到认真执行，后3类实际上从未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

　　媒体对新闻的取舍本来应该是根据事件的新闻价值和媒体的编辑方针作出决定。这一原则在中国新闻界也获得表面上的承认，甚至成了中国政府常常宣称的陈词滥调。但实际上，《报纸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我国的报纸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信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这一条文可以看出，被中国政府赋有确切定义的"社会效益"是报纸的"最高准则"，"宣传"是报纸的主要功能，至于"传播信息"、"舆论监督"则在其次。而中国政府奉行的所谓"原则"其实很简单，即对党与社会主义有利的，大加宣传；对党与社会主义不利的，要严格禁止。前述新闻法规中的许多规定，实质上都是围绕着宣传和禁载两个方面。媒体的"宣传功能"被中共视为保证新闻传播活动为他们心目中的"善"服务："禁载"则被视为防止新闻传播活动为他们心目中的"恶"服务。基于此，《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8条明确规定了禁载内容，如"任何报纸不得刊载下列内容：违反法律、颠覆政权、反对共产党领导、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安定、宣传凶杀色情、诽谤和侮辱他人等。"

　　5.地方性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根据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新闻管理"为名的地方法规至今只有一部，这就是1996年河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河北省新闻工作管理条例》。规范图书出版活动的地方法规共有：《云南省出版条例》（1989年）、《上海市图书报刊管理条例》（1989年制定、1997年修改）、《北京市图书报刊音像市场管理条例》（1990年）、《安徽省图书报刊出版管理条例》（1996年）等。规范广播电视活动的地方法规有《山西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5年）、《贵州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6年）等。

　　三、法律法规的样本分析

　　上述各种法规与规章最主要的特点是与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精神相悖，绝大部分内容是有关如何控制、管理新闻媒体。如一再强调"新闻事业要坚持党性原则"，"以正面报导为主"、"要考虑内外影响，注意社会效果"，其指导思想是要将新闻媒体变为彻底的宣传机构，完全无视新闻自由。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几乎看不到新闻传播主体（即媒体）享有何种权利。有些权利甚至还没有进入法律范畴，例如"新闻自由"就处于置之不论的状态，新闻工作的采访权、报导权都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字号（3）{[13].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所谓"法律""法规"，从来只见颁布实行，不见废除。而只要不正式宣布废除，在中国政府的司法体系里，就永远起法律作用。这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1999年某省高级法院曾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由"革命委员会"颁布的通告作为司法解释的文本。

　　由于有关法律的规定比较抽象，只有所谓"政策性法规文件"比较具体，是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准则。这里列举几项在中国政府新闻宣传中一直起重要作用的"政策性法规文件"的主要内容，就可以明白中国政府制订这些所谓"法规"的主要目的：

　　《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报导工作的几项规定》（1988年2月6日）[14]：

　　（1）、对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采访

　　……要从全局出发，权衡利弊，顾及可能发生的各种政治影响和后果。对美苏两国领导人的专访，以及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专访中可能涉及的重大、敏感问题（如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柬（埔寨）越（南）问题、两伊战争、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局势等），新闻机构事先应将采访计划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未经批准前不得自行决定进行这类专访。……我驻外记者商有关使馆后一般可参加采访并提问，但不要涉及重大敏感问题。对专访内容一般不承诺全文发表，如涉及敏感问题在报导处理时应商中央外事部门，或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涉外领域授权有限，各有关新闻单位要严守纪律，不能自行其是。

　　（2）关于我领导人在国内视察活动的报导，仍应按照中央批准的《关于改进新闻报导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宣发文「1987」9号）中的有关规定进行。新闻单位如需报导领导人的视察活动或发表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均应按规定征得本人的同意，稿件须经本人或领导人指定的同志审阅，不能擅自处理。

　　（3）对于社会敏感问题和重大突出事件的报导，应注意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安定，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新闻报导中涉及的重要数字和重要情节，一定要核实清楚并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阅才能发表。……

　　上述文件确立的"新闻原则"，以后曾被中国政府每一年在不同的文件、不同的会议上以不同形式反复强调，成为中国媒体的行动指南。只是地方报纸将对国家领导人的这一规定扩大用之于本地领导，如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在任职期间，除政治性禁忌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个人禁忌，比如因他的脸一边大一边小，笑起来嘴角有点歪，所以规定摄影记者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拍摄，照片冲洗好后须送他的办公室交由他本人或他的秘书审阅。为了照片不满意而遭受申斥的深圳记者就有好几位。至于"敏感问题"，也由于每年的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而不断增加，由于传媒负责人的"高度自律"而无限扩大。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地方政府如何利用"法律"或栽赃的形式惩治记者。

　　与这一规定配套实行的还有几个法规，专门针对新闻媒体的就有《新闻出版保密规定》（1992年6月），该条款共有4章23条，包括保密制度与泄密的查处等部分，"保密制度"一章中规定了稿件送审制度与个人向境外寄送稿件须经本单位（包括本单位上级主管单位）同意等条款，范围极为广泛。

　　这些法律规定有如一条条镣铐，中国媒体就是在这一条条精心打造的镣铐束缚下跳舞。

　　（下期待续）

　　「注释」

　　[1]载《当代中国研究》（美），2001年第四期。

　　[2]《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笑蜀编，香港博思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

　　[3]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4]这一规定内容详见"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公安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关于外国人在我国旅行管理的规定》的通知"（1982年10月9日）。自1978年开始，由中共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实行且至今并未废止的对外及涉港澳台地区信息保密的法规性文件共有60多项，其中包括旅游、出版、摄影、复印、阅读图书资料、发布统计数据、对外经济合作提供资料保密、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投稿、对外交流、举办科技展览会、复印资料等。见《中华人民保密法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这方面的法规性文件有《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报须知》（2000年3月20日）。按照上述法规规定，所有涉外调查只能由经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批准认可的机构负责，名单载于"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阅上述资料，可至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统计信息网，网址为：www.stats.gov.cn.

　　[6]"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http://www.sina.com ，2003年7月7日9：11.

　　[7]"中国新闻改革中央只保留四家报刊"，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网址：www.CDDC.com，2003年7月18日，14：28：17.

　　[8]"中国新闻传播业最新统计数据"，《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 ），5/8/03.

　　[9]中新社南京2002年2月22日电（记者王国安），《人民日报》2001年12月31日在头版发表署名"李长虹"的文章，标题为"报纸发行与地方保护"。

　　[10]秦朔，"中美杂志比较研究"，《南风窗》2001年10月10日。

　　[11]"通稿"是通用稿件的简称，为中国传媒业一个政治术语。由于中国政府控制传媒，在政府认为重大问题上的新闻报导，中央政府一般是以新华社名义发布一篇新闻稿，谓之为"通稿"，全中国所有媒体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导都必须按照这篇"通稿"给定的内容发表，不得超越这一范围，否则就被视为"政治错误"，受到惩罚。其余有关各政府部门的重大问题则由该部门发给记者通稿。各级宣传部门也经常以发布"通稿"的方式对新闻工作进行"指导"。

　　[1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1990年5月25日）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泄露国家机密犯罪的补充规定》（1988年9月5日）。上述法规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全书》（主编：李志东、檀文祥；副主编：刘明），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该书在扉页上注明"本书仅供各级保密部门、组织、人员使用"，但其实在新华书店公开出售。以下如果再引用此书，只注明书名与出版社名，余不再注。

　　[13]主要参考书目：孙旭培，"中国新闻法制之现状"；《中国新闻出版法规简明实用手册》，中国书籍出版社，北京，1994；《新闻法规政策须知》，学习出版社，北京，1994；《中国新闻法制的现状及发展》，载《新闻世界》1997年第3期；《新闻法通讯》，新闻法研究室编（1984～1988）；《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魏永征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4]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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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29T05:17:00.000+08:00

站住，把舌头吐出出来，把笔交出。哼，我还有键盘和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