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与常识
原文
很难说作为一个新闻或者评论写作者应该具有的东西应该是什么，从我个人进入新闻这一行起的第一天，我的领导就告诉我"新闻无学，文章无法"。这个论断让我很开心，因为本身就没学过任何关于新闻或者写作方面的知识，所以听说有这样的好事不免喜出望外。
但过了几年以后，觉得这话也对也不对。对的自然是确实没有所谓的新闻学，写作也没有标准可遵循；不对的是，没有标准不代表没有要遵守的基本规律。这些基本规律所支配的表面现象，构成了由文字形成的我们称为媒体的东西。
怎么写
写作这东西没有经验可以遵循，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写作就是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的一个过程。文雅一点说叫做"我手写我心"，白话一点叫做"怎么想怎么写"，如果你不是这么想而偏要这么写，那叫做糊弄读者或者不得已，这种情况将在下一节进行说明。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到过一件事：作者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路过一个当时办的食堂，发现食堂墙上有一个告示，是用半文言写的，文字清通不说，书法也是相当过得去。他很惊讶，问这是谁写的--那时候知识分子很少，基本初中毕业就算中级知识分子了。得到的答案是读过三年私塾的一个食堂管理员。
该文作者感慨自然是免不了的。这个感慨似乎集中在教育效果上，对于为什么能够有这个现象，其实并没有技术分析。我们知道，原来的教育有很多弊端，主要就是在从小就死记硬背、知识僵化等等。但也不要小瞧这种死记硬背的功夫，这个过程中培养的是将来写作最基本的东西：语感。
中国文字很多年其实都是被诵读的，这个读不是默读，而是被念诵出来，并且通过被念诵形成记忆、形成对于文字最初的感觉。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意思除了把这几百首诗的格律、意境弄明白以外，其实主要就在这个"读"字上。潜移默化中所接受的这种音韵的教育，基本上就构成了以后的一种审美能力与文字的感觉。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中文的写作者，他的文字最应该是可读的，是可以读出声音的。如果一篇文章不能被朗读，这文章基本就是失败的文章。媒体上的文章尤其应该被这样的手段进行检验。因为媒体面对的是大众，应该不使用那些很难阅读的语言与句式。应该让所有人都读起来舒服，而这种舒服的感觉来自作者与读者双方曾经共同的中文教育基础。
所以，在每写完一篇文章的时候，小声的读一遍是最好的修改方式。原来很多教科书说，这种方式是为了检查错别字与病句，其实他们错了，这方法其实是在检验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具备基本的可读性。
写什么
作为一个写作者，很难说必须成为某一领域中的专家。因为写作者应该是个生活的观察者的角色，观察生活更需要所谓的"杂家"，而不是某些领域的专家。
但这不表明一个作者能够不了解某事而胡说八道，这种观察者的角色应该让写作者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知识的人。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把事情进行分类，而分类的结果一般来说有三项：政治、经济、人文。专业的科学评论那是专业的事，可以暂时不考虑。
有句老话说的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要具有的言说的常识。常识来源于生活，很多东西不是用高深的理论才能够理解的，而是通过常识就可以进行解读。
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是关于取消农业税的文章。当时国家取消部分农业税，26个省市免除了农业税，大约有7.3亿农民从此告别了伴随中国几千年的一种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税项，而免除的金额大约为2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新闻乍看起来是个好事，而且免除的农民负担颇为不低--如果是从这个200亿元的总数看。
但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按照最简单的除法，我们就知道减免农业税之后，每位农民实际能够得到的利益大约是30元。当然，在城市里30元可能不算什么，在某些地方30元就是个大数。但不论怎么说，这个在城里能够吃两碗好面条的数字还是让人兴奋不起来。
而我们知道，在任何朝代正规的田赋都不是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古代的中国，载于明文的规定，基本田赋大致是10%，上下差不出多少。这个额度的税率，只要不是大灾之年，温饱是绝对有余的。中国的老百姓有口饭吃，基本上是天下最好的百姓，要是按照这个税率执行的话，我们古代的中国就应该是田园牧歌的农业社会天堂。可惜的是，翻看史书的结果，证明我们这里只有很短的时间有这样太平盛世的景象。
原因倒是不复杂。上面说顺治教导康熙说，对于天下百姓要"永不加赋"。据考证，这话顺治确实是说过，而且是清朝的"祖制"之一，一直到清朝末年，田赋的比率都没有改变。但晚清的一位学者说过："病国者非田赋也，而在田赋之外。"按照一位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的说法，在晚清年间的实际税赋其实已经高达农民收入的60%--70%："民不堪命"。
这说明的东西只有一个：即在正常的国家税赋之外，有大量的灰色负担存在。古代的"徭役"什么的，还是国家正式的"人力税"，其他各种临时或者半永久的税、费、租、赋，构成了这部分灰色的税赋。
所以，结论就很简单了。农民的负担其实最主要的构成，其实不是并不那么难以承受的农业税，而是其他费用，增高了实际上并不应该很高的赋税。相信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常识或者对于农民现状来判断出，如果仅仅是这区区30块钱的农业税，怎么可能对于农民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出外务工的时候，办理各种必须的证件的费用都要远远超过被减免的农业税，这种变相的剥夺依然还是存在着。
免除农业税固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方式，或者说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所谓"富国兴家"，仅仅是减免某些已经没有多少意义的税项是不够的。重要的在于政府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监督与取消农民其他负担，让那些灰色的收费真正被取消才是保障农民收入的方式。并且对于那些给农民进城务工设置的收费项目尽量取消，让农村劳动力最大幅度的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减低农民的负担。
这样的评论，其判断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与数学中的除法。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最简单的东西，把一件事进行很深入的解读。在这里面，重要的不是经济学的公式或者田野调查，仅仅是普通的常识。
当然，常识的积累也有赖于一定知识的提高，尤其重要的是，要建立那种能够形成体系的知识结构。我个人的建议是，能够读些历史、基础经济学、现代政治学的书籍为最好。
如何写
上面说怎么写是说文体的问题，我这里说的如何写，是牵涉到现有的写作环境中，如何进行合适的表达的问题。
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好的写作状态当然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现实生活中肯定不会容许你如此做。我们都知道一个原则，能说真话的时候说真话，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不说假话，而要求说假话的时候最好能不说话。但说真话难，其实不说话也相当不容易。这个时候就考验的是写作者的一种智慧。一般来说，总有不得不进行言说的时候，我个人的处理方法是，把假话说得足够肉麻，让所有人都肉麻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为止。这样看起来很傻，但需要听假话的人其实是不怕肉麻的，他们都比较象丁春秋，对假话有相当高的承受能力。而广大需要被假话蒙骗的人民群众对假话其实是有辨别能力的，不要担心他们分不出好坏。
真话说出来也要讲个方式方法。如何讲真话，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学问。比如说发生过11死9伤的河南宜阳某小煤窑在当地政府的决心下，被炸药炸毁关闭了。同时，这个县的其他几座煤窑也被炸毁关闭。
通过常识判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能够用其他方式生活下去的话，肯定不会去那样的小煤窑去工作。因为谁也不是傻子，知道那地方危险。而既然知道危险还要去那种地方工作，必然有为生活所迫的理由。既然是为生计所迫，煤窑的炸毁关闭恐怕就会断了不少人的生路，因为他们可能要用这种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收入养家糊口。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看起来消除了危险隐患的行为，恐怕就不是那么美妙了。
但如果直接表达这个意思，除了言论无法被大众接受以外，还将直接导致对于社会的批评，有可能这评论就无法被大众所知。所以，关于这个的评论我是这么写的："一方面人命关天，出了事故后不但老百姓要承受丧失亲人的痛苦，地方官员自己的政纪单上也不会好看；而关了那些不合格的煤窑，很多当地老百姓的生计就大受影响，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我们这里经常出的就是这种怪事。良好的愿望未必能达到良好的目的，最终的后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
这事要是仅仅限于把几个小煤窑炸毁，虽然未必完全是好事，也多少能够达到一些良好的目的。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学上的常识。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只要是有利益可图的生意，就总会有人去干，这话的意思用老百姓的语言就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事情明摆在那里，虽然这些小煤窑关闭了，那些煤可还在地下躺着，那些东西挖出来就是钱。
要是我的常识还管用的话，我们这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矿难发生，这种追逐利益的行为就是原因之一。有人为了追逐利益而开矿，有人为了生活所迫而下井，一个完整的交易链条就形成了。而这两种行为几乎都出于本能，用行政手段炸毁几个煤窑要是能管用，早在20年前我们这里就没有小煤窑的矿难了。"
表达是一种艺术，不是在于文字的感染力，而是在于一种技巧--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而言，更是如此。
网络作者与传统作者
网络作者与传统作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开放度。网络是个具有人类迄今为止最开放的精神的地方，如果说技术可以深刻改变我们人类社会文化的话，网络应该是最强的一次。
作为一个曾经在传统媒体出身、在网络天地成名、最终又回到传统媒体的写作者，其实我个人已经不再在乎自己的名字是否能能印成铅字了。一个写作者的命运与使命就是言说，当普通人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的时候，传统媒体是唯一的选择，你只能靠这个渠道让自己的声音放大。但在现在的时代，技术使传播的门槛变得很低，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想说的话。
但这个时代言说的门槛被个人的素质差距弄得很高。我的一个朋友曾说过：这个时代是叫床的声音到处都是，而听墙根的行为倒很罕见的时代。如果你的声音想被人进行关注，就要比别人具有更多的表达方式与思想上的优势。一个是垄断传播途径的传统时代，一个是途径开放但自由竞争的时代，反正都不轻松。
但毕竟网络作者少了一点束缚，更多的是天马行空的自由与想象。有些在传统媒体始终无法得到发表机会的东西，在网络上一纸风行。而且网络世界确实是公平的世界，这个公平是一种起点公平，不代表结果的公平。有些人叫床的声音就是比较好听，很多人到最后还是会去听他们的墙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公平这事不是蚂蚁社会的白痴型公平，而是在智力之间的一种较量。何况网络社会也受到现实社会的影响，现实社会的资源可以带到网络上来，而网络资源也可能到现实社会中换成实际的利益。
网络作家因为少了约束，行文固然是潇洒、痛快，但过于开放的后果是表述方面的不严谨。而传统作家为长期的习惯所约束，如同扎了太长时间的四平大马一样，一旦有人直接用下三路攻击，马上就溃不成军。著名的韩白之争就明显可以体现出这点。
到底将来是网络作者的天下还是传统作者的天下，这个很难进行衡量。我看可能传统作者更象是庙堂的地位，网络就跟草根一点。将来平分天下是正常的。
转载注：这是一个捍卫常识的年代
很难说作为一个新闻或者评论写作者应该具有的东西应该是什么，从我个人进入新闻这一行起的第一天，我的领导就告诉我"新闻无学，文章无法"。这个论断让我很开心，因为本身就没学过任何关于新闻或者写作方面的知识，所以听说有这样的好事不免喜出望外。
但过了几年以后，觉得这话也对也不对。对的自然是确实没有所谓的新闻学，写作也没有标准可遵循；不对的是，没有标准不代表没有要遵守的基本规律。这些基本规律所支配的表面现象，构成了由文字形成的我们称为媒体的东西。
怎么写
写作这东西没有经验可以遵循，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写作就是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的一个过程。文雅一点说叫做"我手写我心"，白话一点叫做"怎么想怎么写"，如果你不是这么想而偏要这么写，那叫做糊弄读者或者不得已，这种情况将在下一节进行说明。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到过一件事：作者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路过一个当时办的食堂，发现食堂墙上有一个告示，是用半文言写的，文字清通不说，书法也是相当过得去。他很惊讶，问这是谁写的--那时候知识分子很少，基本初中毕业就算中级知识分子了。得到的答案是读过三年私塾的一个食堂管理员。
该文作者感慨自然是免不了的。这个感慨似乎集中在教育效果上，对于为什么能够有这个现象，其实并没有技术分析。我们知道，原来的教育有很多弊端，主要就是在从小就死记硬背、知识僵化等等。但也不要小瞧这种死记硬背的功夫，这个过程中培养的是将来写作最基本的东西：语感。
中国文字很多年其实都是被诵读的，这个读不是默读，而是被念诵出来，并且通过被念诵形成记忆、形成对于文字最初的感觉。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意思除了把这几百首诗的格律、意境弄明白以外，其实主要就在这个"读"字上。潜移默化中所接受的这种音韵的教育，基本上就构成了以后的一种审美能力与文字的感觉。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中文的写作者，他的文字最应该是可读的，是可以读出声音的。如果一篇文章不能被朗读，这文章基本就是失败的文章。媒体上的文章尤其应该被这样的手段进行检验。因为媒体面对的是大众，应该不使用那些很难阅读的语言与句式。应该让所有人都读起来舒服，而这种舒服的感觉来自作者与读者双方曾经共同的中文教育基础。
所以，在每写完一篇文章的时候，小声的读一遍是最好的修改方式。原来很多教科书说，这种方式是为了检查错别字与病句，其实他们错了，这方法其实是在检验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具备基本的可读性。
写什么
作为一个写作者，很难说必须成为某一领域中的专家。因为写作者应该是个生活的观察者的角色，观察生活更需要所谓的"杂家"，而不是某些领域的专家。
但这不表明一个作者能够不了解某事而胡说八道，这种观察者的角色应该让写作者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知识的人。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把事情进行分类，而分类的结果一般来说有三项：政治、经济、人文。专业的科学评论那是专业的事，可以暂时不考虑。
有句老话说的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要具有的言说的常识。常识来源于生活，很多东西不是用高深的理论才能够理解的，而是通过常识就可以进行解读。
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是关于取消农业税的文章。当时国家取消部分农业税，26个省市免除了农业税，大约有7.3亿农民从此告别了伴随中国几千年的一种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税项，而免除的金额大约为2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新闻乍看起来是个好事，而且免除的农民负担颇为不低--如果是从这个200亿元的总数看。
但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按照最简单的除法，我们就知道减免农业税之后，每位农民实际能够得到的利益大约是30元。当然，在城市里30元可能不算什么，在某些地方30元就是个大数。但不论怎么说，这个在城里能够吃两碗好面条的数字还是让人兴奋不起来。
而我们知道，在任何朝代正规的田赋都不是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古代的中国，载于明文的规定，基本田赋大致是10%，上下差不出多少。这个额度的税率，只要不是大灾之年，温饱是绝对有余的。中国的老百姓有口饭吃，基本上是天下最好的百姓，要是按照这个税率执行的话，我们古代的中国就应该是田园牧歌的农业社会天堂。可惜的是，翻看史书的结果，证明我们这里只有很短的时间有这样太平盛世的景象。
原因倒是不复杂。上面说顺治教导康熙说，对于天下百姓要"永不加赋"。据考证，这话顺治确实是说过，而且是清朝的"祖制"之一，一直到清朝末年，田赋的比率都没有改变。但晚清的一位学者说过："病国者非田赋也，而在田赋之外。"按照一位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的说法，在晚清年间的实际税赋其实已经高达农民收入的60%--70%："民不堪命"。
这说明的东西只有一个：即在正常的国家税赋之外，有大量的灰色负担存在。古代的"徭役"什么的，还是国家正式的"人力税"，其他各种临时或者半永久的税、费、租、赋，构成了这部分灰色的税赋。
所以，结论就很简单了。农民的负担其实最主要的构成，其实不是并不那么难以承受的农业税，而是其他费用，增高了实际上并不应该很高的赋税。相信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常识或者对于农民现状来判断出，如果仅仅是这区区30块钱的农业税，怎么可能对于农民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出外务工的时候，办理各种必须的证件的费用都要远远超过被减免的农业税，这种变相的剥夺依然还是存在着。
免除农业税固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方式，或者说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所谓"富国兴家"，仅仅是减免某些已经没有多少意义的税项是不够的。重要的在于政府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监督与取消农民其他负担，让那些灰色的收费真正被取消才是保障农民收入的方式。并且对于那些给农民进城务工设置的收费项目尽量取消，让农村劳动力最大幅度的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减低农民的负担。
这样的评论，其判断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与数学中的除法。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最简单的东西，把一件事进行很深入的解读。在这里面，重要的不是经济学的公式或者田野调查，仅仅是普通的常识。
当然，常识的积累也有赖于一定知识的提高，尤其重要的是，要建立那种能够形成体系的知识结构。我个人的建议是，能够读些历史、基础经济学、现代政治学的书籍为最好。
如何写
上面说怎么写是说文体的问题，我这里说的如何写，是牵涉到现有的写作环境中，如何进行合适的表达的问题。
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好的写作状态当然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现实生活中肯定不会容许你如此做。我们都知道一个原则，能说真话的时候说真话，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不说假话，而要求说假话的时候最好能不说话。但说真话难，其实不说话也相当不容易。这个时候就考验的是写作者的一种智慧。一般来说，总有不得不进行言说的时候，我个人的处理方法是，把假话说得足够肉麻，让所有人都肉麻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为止。这样看起来很傻，但需要听假话的人其实是不怕肉麻的，他们都比较象丁春秋，对假话有相当高的承受能力。而广大需要被假话蒙骗的人民群众对假话其实是有辨别能力的，不要担心他们分不出好坏。
真话说出来也要讲个方式方法。如何讲真话，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学问。比如说发生过11死9伤的河南宜阳某小煤窑在当地政府的决心下，被炸药炸毁关闭了。同时，这个县的其他几座煤窑也被炸毁关闭。
通过常识判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能够用其他方式生活下去的话，肯定不会去那样的小煤窑去工作。因为谁也不是傻子，知道那地方危险。而既然知道危险还要去那种地方工作，必然有为生活所迫的理由。既然是为生计所迫，煤窑的炸毁关闭恐怕就会断了不少人的生路，因为他们可能要用这种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收入养家糊口。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看起来消除了危险隐患的行为，恐怕就不是那么美妙了。
但如果直接表达这个意思，除了言论无法被大众接受以外，还将直接导致对于社会的批评，有可能这评论就无法被大众所知。所以，关于这个的评论我是这么写的："一方面人命关天，出了事故后不但老百姓要承受丧失亲人的痛苦，地方官员自己的政纪单上也不会好看；而关了那些不合格的煤窑，很多当地老百姓的生计就大受影响，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我们这里经常出的就是这种怪事。良好的愿望未必能达到良好的目的，最终的后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
这事要是仅仅限于把几个小煤窑炸毁，虽然未必完全是好事，也多少能够达到一些良好的目的。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学上的常识。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只要是有利益可图的生意，就总会有人去干，这话的意思用老百姓的语言就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事情明摆在那里，虽然这些小煤窑关闭了，那些煤可还在地下躺着，那些东西挖出来就是钱。
要是我的常识还管用的话，我们这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矿难发生，这种追逐利益的行为就是原因之一。有人为了追逐利益而开矿，有人为了生活所迫而下井，一个完整的交易链条就形成了。而这两种行为几乎都出于本能，用行政手段炸毁几个煤窑要是能管用，早在20年前我们这里就没有小煤窑的矿难了。"
表达是一种艺术，不是在于文字的感染力，而是在于一种技巧--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而言，更是如此。
网络作者与传统作者
网络作者与传统作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开放度。网络是个具有人类迄今为止最开放的精神的地方，如果说技术可以深刻改变我们人类社会文化的话，网络应该是最强的一次。
作为一个曾经在传统媒体出身、在网络天地成名、最终又回到传统媒体的写作者，其实我个人已经不再在乎自己的名字是否能能印成铅字了。一个写作者的命运与使命就是言说，当普通人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的时候，传统媒体是唯一的选择，你只能靠这个渠道让自己的声音放大。但在现在的时代，技术使传播的门槛变得很低，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想说的话。
但这个时代言说的门槛被个人的素质差距弄得很高。我的一个朋友曾说过：这个时代是叫床的声音到处都是，而听墙根的行为倒很罕见的时代。如果你的声音想被人进行关注，就要比别人具有更多的表达方式与思想上的优势。一个是垄断传播途径的传统时代，一个是途径开放但自由竞争的时代，反正都不轻松。
但毕竟网络作者少了一点束缚，更多的是天马行空的自由与想象。有些在传统媒体始终无法得到发表机会的东西，在网络上一纸风行。而且网络世界确实是公平的世界，这个公平是一种起点公平，不代表结果的公平。有些人叫床的声音就是比较好听，很多人到最后还是会去听他们的墙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公平这事不是蚂蚁社会的白痴型公平，而是在智力之间的一种较量。何况网络社会也受到现实社会的影响，现实社会的资源可以带到网络上来，而网络资源也可能到现实社会中换成实际的利益。
网络作家因为少了约束，行文固然是潇洒、痛快，但过于开放的后果是表述方面的不严谨。而传统作家为长期的习惯所约束，如同扎了太长时间的四平大马一样，一旦有人直接用下三路攻击，马上就溃不成军。著名的韩白之争就明显可以体现出这点。
到底将来是网络作者的天下还是传统作者的天下，这个很难进行衡量。我看可能传统作者更象是庙堂的地位，网络就跟草根一点。将来平分天下是正常的。
This entry was posted by faydao, on
Wednesday, August 1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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